文章真的很長，歹勢

文章真的很長，歹勢

為了寫一本小書，「自囚」五週，幾乎足不出戶（除了去探望黃華前輩、開個會、帶學生校外參訪外），突然發現今天是解嚴32周年，好像不能不有所紀念。臨時決定將書稿的一部分稍加刪減，放到這裡。還沒好好修改，可能還有不少錯誤，敬請指正。

補記：由於昨晚貼出前，覺得已經4千多字了，於是民主化的部分，刪掉細節，以後有機會再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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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人未必了解當代歷史。如果你聽到「1987年解嚴以後，臺灣就自由民主化了」，你會有何反應呢？聽起來很對啊，臺灣因為被戒嚴，失去自由與民主，解除戒嚴（解嚴）後，當然就有自由與民主了。實際上不是這樣，解嚴之後，還要經過五年激烈的政治/社會運動的衝撞，靠很多人的犧牲和奮鬥，臺灣才在1992年走向自由民主化之路。「1992」是關鍵年份，很多真正的變化都發生在這一年。

「臺灣省戒嚴令」在1987年7月15日解除，這當然很重要，但是，讓白色恐怖之所以恐怖，除了戒嚴令外，其他三大法令都還在，請看下表：

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1948/05/10-1991/05/01）

臺灣省戒嚴令 （1949/05/20-1987/07/14）

懲治叛亂條例 （1949/06/21-1991/05/22）

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 （1950/06/13-1991/06/03）

戒嚴令之外的三個法令一直實施到1991年5、6月。這四大惡法（採用尤清的概念）構成一個密不透風的法網，只拿掉一個「戒嚴令」，法網依然還很強韌。

首先，臺灣還是處在「動員戡亂時期」，〈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是太上法，超越憲法，然後《刑法》的內亂外患罪（及相關罪刑）還是要用〈懲治叛亂條例〉來判，二條一是唯一死刑。而那個用獎金鼓勵人民檢舉告密的〈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也還在，其他多如牛毛的各種相關細則辦法、規章法令也都還在。

KMT/ROC黨國之所以在1987年7月解除戒嚴令，是黨外運動長期抗爭的結果，不是出於統治者的恩惠。解嚴前，訴求「解嚴」就有兩次的「519綠色行動」，非常慘烈。一次在1986年5月19日，一次在1987年5月19日。這兩次要求解除戒嚴的群眾運動，人數和強度都很可驚，給黨國帶來很大的壓力，第二次「519」直接導致1987年7月14日統治當局宣布解嚴。這些壓力是黨外運動長期累積而來的，到了1986、1987年大爆發。

在這裡我們無法講整個黨外運動，只講幾個指標性運動。1986年5月「519綠色行動」，以行動者為中心，群眾與鎮暴部隊對峙長達12小時，到了秋天，臺灣大學的學生發起「自由之愛」運動，延續到第二年夏天，訴求學生會會長普選、撤銷文稿審查制度，後來提高到大學改革的層次。這一年最震撼的莫過於1986年9月28日，黨外人士在圓山大飯店開會，毫無預警地，也可以說讓與會人士都大吃一驚地，成立了「民主進步黨」，突破戒嚴時期的黨禁；這在當時是殺頭的事，不少與會人士應是抱著被抓的覺悟，幸好沒被鎮壓。再來是，1987年是二二八事件四十周年，2月4日臺灣人權促進會發起成立「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有五十餘民間團體陸續加入，合力推動「二二八和平日運動」，全臺遊行、演講，突破四十年的政治禁忌。從以上這些大事和當局的反應，可以看到：黨國的統制，在黨外運動的打拼和衝撞之下，開始鬆動。

1987年「519綠色行動」的口號包括：「只要解嚴 不要國安法」、「解除戒嚴 人人有責」，以及「100％解嚴 100％回歸憲法」。為什麼說「不要國安法」呢？「國安法」是〈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的簡稱，當時黨國知道可能必須解除戒嚴，想用這個法來取代「臺灣省戒嚴令」，最後確實就這樣做。這個國安法的第二條明白限制人民言論自由（後刪除），第九條規定戒嚴時期平民所遭受的軍事審判，「刑事裁判已確定者，不得向該管法院上訴或抗告。但有再審或非常上訴之原因者，得依法聲請再審或非常上訴。」嚴重阻礙轉型正義的工作。這個條文從1987年到現在都沒修訂。

由於民間反抗的力量漸漸茁壯，1987年第二次「519綠色行動」示威遊行的規模非常大，迫使黨國在兩個月內宣布解除戒嚴令。然而，不但新的國安法取代了戒嚴令，其他三個惡法都還在，只要〈懲治叛亂條例〉還在，主張臺灣獨立，就是犯了內亂罪，要受到「二條一」（唯一死刑）的懲處。如果忘了這一點，你就無法了解1987年8月蔡有全、許曹德的「臺灣獨立案」、1989年4月鄭南榕自焚，以及1991年5月「獨立臺灣會案」。

這三個案件都和臺灣獨立運動有關。1987年8月30日，也就是解除戒嚴一個半月後，一百四十二位白恐前政治犯齊聚國賓飯店，成立「臺灣政治受難者聯誼總會」，蔡有全是會議主持人，許曹德是首任會長，提案將「臺灣應該獨立」列入組織章程，在當晚的演講會中，蔡有全公開聲明他主張臺灣獨立。10月蔡有全、許曹德被以「叛亂罪」收押，震驚海內外。當時大家以為解嚴了，不會就這樣抓人，但解嚴最大的不同只在於平民不再送軍法審判，而是在一般法院進行審理。在社會激烈的抗議中，1月16日高等法院宣判蔡有全有期徒刑11年、許曹德10年。這樣的重判，無疑告訴臺灣社會，解嚴不代表就可以主張臺灣獨立。面對重判，蔡有全、許曹德先後高呼：「不服判決，臺灣應該獨立！」、「亡國判決，臺灣應該獨立！」在法庭內外聲援的群眾也齊聲高呼：「臺灣應該獨立萬歲！」蔡有全、許曹德二度入獄服刑，1990年獲特赦。

那麼，鄭南榕為什麼自焚？這也和臺灣獨立運動有關。1984年鄭南榕與友人創辦黨外雜誌《自由時代周刊》，是黨外運動火大強大的發聲管道。鄭南榕主張「100％言論自由」，支持臺獨運動，1987年4月16日在金華國中舉辦的「反國安法」演講中，他公開說：「我是鄭南榕，我支持臺灣獨立」，留下最有名的宣示臺灣獨立的歷史鏡頭；當時台下群眾握拳齊呼：「獨立！獨立！獨立！……」。這是在7月15日解嚴之前！1988年12月，鄭南榕在他的雜誌刊登許世楷的《臺灣共和國憲法草案》，第二年1月21日接到高等法院檢查署簽發的「鄭南榕涉嫌叛亂」的法院傳票。1月27日鄭南榕決心以死捍衛言論自由，捍衛主張臺灣獨立的自由，他把自己關在雜誌社內，並準備汽油，表示：「國民黨不能逮捕到我，只能夠抓到我的屍體。」在自囚的第71天，警方強硬攻堅，鄭南榕點燃汽油，自焚而死，當時41歲。

如果你有機會研究鄭南榕自焚事件，你就會發現當時的報紙和新聞媒體充斥「假新聞」。鄭南榕自焚後，他的妻子葉菊蘭在記者會上，懇求記者如實報導鄭南榕自焚的原因。今天臺灣充斥假新聞，卻有很多人「自然而然」信之不疑，恐怕要回到黨國時代的媒體報導方式，以及這些媒體所「餵養」出來的閱聽大眾的口味和習性。受影響的大約有三個教育世代，也就是現在45歲到75歲的年齡層；一個教育世代約十年。

如前面說的，戒嚴之前臺灣社會已經開始鬆動，解嚴之後，社會力更是大集結，臺灣獨立運動風起雲湧，「獨立臺灣會案」（獨臺會案）必須放在這個歷史脈絡來理解。1991年5月9日，調查局幹員進入清華大學逮捕研究所學生廖偉程，同日逮捕陳正然（臺大碩士畢業生）、王秀惠（社運參與者）、林銀福（傳道士）三人，後來又逮捕文宣張貼者安正光，共五人，理由是他們加入旅日臺獨運動家史明資助的「獨立臺灣會」，這五人可能被以《懲治叛亂條例》「二條一」求處死刑。逮捕行動激發社會強烈的反彈，抗議活動如火如荼，這個時候，一年前（1990）3月才發生過野百合學生運動，社會已經蓄積非常高的動能，全國抗議「獨臺會案」的學生在臺北火車靜坐，滿坑滿谷都是人。5月17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廢除〈懲治叛亂條例〉，廖偉程等人獲得交保釋放。

但這件事，還沒了，因為「內亂罪」是犯了刑法100條，後續再說。我們先回到三大惡法的問題。在「獨臺會案」發生之前的1991年5月1日，《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已經廢除，5月22日公布廢除《懲治叛亂條例》，6月3日公布廢除〈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按，立法院通過到公布有時差），到此三大惡法都廢除了。但是「獨臺案」就結束了嗎？不，還有刑法100條的問題。刑法第一百條規定：

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 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刑。預備或陰謀犯前項之罪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1991年12月3日，臺灣高等法院依《刑法》第一百條第二項判決：廖偉程無罪，安正光有期徒刑10個月緩刑3年，陳正然、王秀惠與林銀福各依預備內亂罪嫌判處3年至1年6個月。請記住：《刑法》是中華民國在1935年訂定的法律，那時候臺灣是日本在統治，而且ROC還在「訓政」呢，這樣的法律就直接搬來臺灣，而且這一條一直沒修改。

刑法100可怕的地方在於：你只要「意圖」這樣，而開始做的話，就有罪。「獨臺案」引發要求廢除刑法一百條的運動，由李鎮源院士領銜，學術界、醫學界、社運界眾多人士組成「一百行動聯盟」，於1991年9月展開極為慘烈的抗爭行動。該聯盟的訴求是廢除刑法一百條，以保障人民思想自由。當時國會是國民黨控制，經過民進黨和國民黨幾度折衝，第二年5月15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刑法》一百條修正，第一項改為：「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而以強暴或脅迫著手實行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刑。」就是將原本不明確、模模糊糊的「著手實行」改為要用「強暴或脅迫」的手段來進行才算數。第二項刪掉「陰謀犯」，改為：「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其實一百行動聯盟主張廢除此一條文，因為101條就是「暴動內亂罪」，但國民黨只接受修正，不接受廢除。雖然無法廢除，這樣的修正讓至少讓臺灣人擁有思想自由的保障。也就是說，你可主張臺灣獨立，只要不用「強暴或脅迫」的方式來進行，就沒問題。

這樣的修正，有用嗎？有的。1992年5月16日《刑法》第一百條修正頒布後，因為刪除陰謀叛亂罪的處罰，獨台會案發回更審，7月27日，由於廖偉程等人的行為沒有違反修正後的第一百條，全案改判免訴。反過來說，如果1989年這一條已經修正了，鄭南榕的雜誌刊載《臺灣共和國憲法草案》怎麼會收到「涉嫌叛亂」傳票呢？那麼，我們今天還會有一位瀟灑（phiau-phiat）的臺獨阿伯Nylon呢。再往前看，1987年蔡有全、許曹德主張「臺灣應該獨立」，又哪會被判11年、10年呢？以此類推，就可了解這些法令的威力了。

刑法一百條修正，代表臺灣有思想、言論自由的保障，所以1992年5月標示著臺灣社會開始走向自由化之路。同時也民主化了，這也不是自動的喔。首先，我們要了解自由和民主是可以分開的。例如，英國統治下的香港，擁有很高的自由度，完全不是戒嚴時代的臺灣可以比的，但香港是殖民地，沒有代議政治，也就是沒有民主。現在的香港，卻是自由和民主兩方面都快沒了。用這樣的例子來看，就可了解自由和民主未必一定綁在一起，我們臺灣很幸運，在1992年臺灣自由化的同時，也民主化了。民主化的指標是萬年國會廢除，其成員是「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以及監察委員，第一屆喔，長達45年！萬年國會的廢除主要是靠兩股力量，其一，作為非常少數的在野黨民進黨在國會衝撞，其二，就是「野百合學運」。由於篇幅已經太長了（就臉書貼文來說），民主化的過程容我們在此省略，以後以機會補上。

能夠開始根據憲法定期選舉國會議員，臺灣才真正成為民主社會。所以，臺灣的自由化和民主化，剛好都在1992年開始，這也可以說是我們臺灣的幸運。如果以後有人說，1987年臺灣解除戒嚴後，臺灣就自由民主化了──像童話一樣「從此快樂生活」，你就知道這是不正確的講法，也可以和對方說明若沒有1987到1992年這五年的激烈抗爭，臺灣沒辦法自由民主化。若有人說，這是統治者的恩賜，那麼，你可以問他：請問，鄭南榕為何要自焚？他用生命在抗議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