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份: 2023 年 4 月 (第 1 / 2 頁)

面對侵略，「和平」是最虛假的語言

沈伯洋老師這篇短文，每句都是重點。這是重點的重點：

「當我們面對侵略的時候，和平是最虛假的語言。從來不是戰爭與和平的問題，是侵略與自保的問題。反戰？自我保衛才是徹徹底底的反戰，而不是卑躬屈膝。」

全文照引

作者：沈伯洋

不管是反戰學者還是于美人，常常都會強調一下自己也會抵抗與奮戰。但我不懂的是，當你前面強調妥協、不備戰的同時，到底在戰爭的時候你要抵抗的資源、武器和知識要哪裡來？

（周婉窈murmur：姿勢份子真的就是姿勢很重要；演員也真的要會演。擺一下/演一下抵抗的動作，毫無困難吧？）

抵抗意志是一個心理機制，需要長期的培養，當我們已經屈辱與自我弱化的的時候，在那邊說「我也會抵抗」基本上說了跟沒說一樣。

所謂的反戰論述，從頭到尾都在操弄「戰爭」與「和平」的符號，講得好像兩者是完全對立的反面，殊不知，戰爭經常是以和平作為藉口，而軟弱正是給侵略者最佳的理由。

當我們面對侵略的時候，和平是最虛假的語言。從來不是戰爭與和平的問題，是侵略與自保的問題。反戰？自我保衛才是徹徹底底的反戰，而不是卑躬屈膝。

所謂對侵略者的和平，就是把自保的空間壓縮到零。如果要說戰爭是政治，那和平更政治。

沈伯洋臉書連結：https://www.facebook.com/pumashen/posts/10167842785985654

請看「大愛者」魔術師變戲法：「和平」＝「接受暴力統治」

徐偉群老師這篇貼文，不長，但寫得很切重要點，很精準。

由於臉書分享等同「無效」，我將原文轉貼於下，徐老師臉書貼文的連接在留言欄。

作者：徐偉群

那種批評「準備抵抗侵略者的戰爭威脅是不知戰爭殘酷的愚蠢」的大愛者，經常也以現實主義者自居，也會引用歷史故事來「印證」準備抵抗者的愚蠢。

自居現實主義者，意思是我懂得現實是什麼，所以是有智慧的，而準備抵抗者不懂，所以是無知的。

然而，這種現實主義者的現實，是經過預先裁剪的。

中國對台灣的現實是，要台灣在「接受戰爭」和「接受暴力統治」之間選一個。中國的暴力統治是，剝奪言論自由，剝奪集會結社自由，任意限制行動自由，居住自由，全面社會監控，全面生活監控，任意逮捕，拘禁，酷刑，武力鎮壓，剝奪人性尊嚴，操縱完全不獨立的司法。

大愛的現實主義智者將「接受暴力統治」的現實裁剪掉，代換成「和平」，讓如何選擇變得理所當然。

大愛的現實主義智者通常不會說清楚那個「和平」究竟是什麼樣的現實。這時候，他們就變身成一個虛無主義者。如果有人真的回答那個「和平」是什麼，例如，楊儒賓，就立刻曝露出他們完全脫離現實，完全的幼稚天真幻想。

三，假和平真佔領，假和平真掠奪，假和平真清洗的歷史。這種大愛智者其實是有愧於自己現實主義智者的宣稱的，而且並不真正瞭解抵抗者的艱難。並不智，也不是真愛。

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

今天是四二四紀念日，53年前的今天，黃文雄刺蔣未遂，被警察壓倒在地上，掙扎起身時，喊道：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

剛剛看到有臉友分享我去年寫的關於「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的「正解」，想說再放一遍。真的會忘記寫過什麼文章！看過的朋友不用再看，倒是「台灣放送」製作了一個專輯「回顧1970 424刺蔣案」，放首頁，有文章、影片、照片，以及新聞報導，可能是目前網站收羅最多資訊的。連結放留言欄。

影片有紀錄片《刺蔣》導演典藏版，台大歷史系「史志」50周年直播影片等。

今早有朋友說，很久沒看到黃文雄先生了。特別貼出昨天和黃文雄先生的合照。右起：陳俊宏教授、何康美女士、黃文雄先生，以及我本人。背景有「70 424」字樣，格外有意思。

以下是2022/4/24的貼文，看過的真的不用再勞神，倒是請看「台灣放送」專輯你還沒看過的比較重要。

〈四二四 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

52年前的今天，1970年4月24日黃文雄在紐約廣場飯店（Plaza Hotel）行刺蔣經國，沒打中，被警察壓在地上時，喊道：「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

如果將來台灣能擺脫中華民國這個殼，那麼，這句話將永垂台灣歷史，永遠激勵島嶼的子子孫孫，挺直作人，不要作奴隸，不要接受任何形式的殖民統治。

以前有朋友問我是否應該是「Let me stand up like a man!」，也確實有報導這樣記載，這是英文的慣用法。這位朋友要我問黃文雄先生，我鄭重拿這個問題去問他。黃先生說，他確實講「like a Taiwanese!」，這是思考過的，他到美國求學時，正是全世界先進國家的六〇年代，當時學生運動如火如荼，許多新思潮影響年輕人，包括女性主義。受到女性主義洗禮的人會很注重用詞，不會講「like a man」。我想起我剛到美國時，已經是八〇年代，很少人講「chairman」，而是講「chairperson」，諸如此類的例子很多。

黃文雄先生是一位想很多的人，凡事總是一想再想。如果你有看蔡崇隆導演的《刺蔣》紀錄片，他在刺蔣前一個晚上想很多，包括萬一有記者會，他要講些什麼，若要喊口號，要如何排順序美國人才聽得懂……。當場他喊「Long live Formosa, long live Taiwan, down with Chiang Kai shek,”，先喊Formosa，是因為美國人比較知道Formosa，但又必須提同義詞Taiwan，最後才講打倒蔣介石。被警察壓在地上，不是事先想像得到的，但當事情發生，他脫口講出「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就是在這所有的思考裡面成其可能。

黃文雄先生真的想很多，那也不是刺蔣前夕的事，應該就是他的人格特質的一部分。如果你有看他那篇〈東犬島一九六三〉（部落格有此文），你就會知道他當兵時為了一個「可能」的危險，想非常多，而且還去落實。當然，用比喻來說，那也是戒嚴時期的一首悲歌──時代的悲歌，年輕人大概很難同感。我自認已經想很多了，和黃文雄先生相比，真的差太多。至少我們約好見面，我不會想太多而放他鴿子，他卻會想太多，然後打電話來說，因為怎樣怎樣這次無法赴約。哈哈！！

四二四不是黃文雄一個人的英雄事蹟，黃晴美、鄭自才、賴文雄都是讓這件事成為可能的台灣志士。四二四之後，有非常非常多的海外台灣人捐錢出力，當大家都是窮學生或剛開始工作時，竟然很快籌到鉅額保釋金。黃文雄、鄭自才棄保逃亡時，也有非常多的人協助，這些過去比較不為人看見，都應該成為我們集體記憶中的義士。

昨天在「臺灣與海洋亞洲」部落格放了黃文雄先生的〈一個建國工作的工作狂──悼念老友張維邦〉（連結放留言欄），寫於2002年12月16日。張維邦教授（1937-2002）是刺蔣案發生後就一直幫助黃文雄的人，他和王秋森教授提供了非常珍貴的精神和物質的資助。今天就貼出張維邦教授的照片來紀念四二四，並感念所有「後四二四」的協助者。

這張照片攝於瑞士Altdorf，背景的雕像是The Tell Monument，紀念William Tell，瑞士傳說中的14世紀英雄，一位反抗暴政的農人。（感謝張維邦夫人陳淑燕女士提供照片）

維基百科「四二四刺殺蔣經國案」的這一段後半敘述，完全錯誤：

「近中午時分，蔣經國的座車駛到廣場飯店參加美東工商協會的餐會，蔣經國在隨扈與美國警察的護衛下登上石階、走向飯店旋轉門門口。就在此時，當時為康乃爾大學博士生的黃文雄，突然從遊行隊伍跑出來衝向蔣經國，喊道：『我們是台灣，在這裡清算我們的血債冤讎！』」

黃文雄不在遊行隊伍中。他在飯店南邊的巷子和旅社亭仔脚南端交角，從妹妹黃晴美手中取得手槍，一個人繞過兩個blocks後，來到現場。詳細情況可看蔡崇隆導演的紀錄片《刺蔣》。（在「台灣放送」424專輯中！）

黃文雄先生很在意這段錯誤的敘述，擔心給錯誤訊息──要行刺，哪有一面高喊口號，一面往前衝的，不被警察當場擊斃才怪！但我不知道如何去修改，但願有年輕人研究一下實際的情況，上去修改。是所至祈，先謝了！（謝謝臉書河道上的朋友Peter H. Lin先生主動上去維基修改這段敘述，勞力！！）

「龍應台們」始終效忠「黨國」

號稱兩岸三地（現兩岸二地？）最大作文家龍應台，最近寫了落落長的「反戰」（ㄊㄡˊㄒㄧㄤˊ） 文，要我們不要挑釁中國。阿，是誰在挑釁誰？對中國而言，台灣的存在就是挑釁。請問龍大作文家：那要我們不存在，就不構成挑釁了吧？

1970年代台灣籠罩在白色恐怖的恐怖中，好多白恐慘案接連發生，而那也是蔣介石是「民族救星、世界偉人」的時代，他是永遠的蔣總統，已經連任到第五任，還違反ROC憲法只能連任兩次耶。為了阻止他違憲「吾三連」，雷震等人入獄、《自由中國》關閉，現在好像都變成「雲淡風輕」的過去了。

1972年10月31日，成功大學全校師生「熱烈慶祝」總統蔣公86「華誕」（白話生日），外文系四年級學生龍應台代表讀祝壽詞，那是何等的榮耀！

當年的黨國青年，後來成為大作文家，靠的是台灣，即使今天也還是靠著她是住在台灣的中國人，才有那樣的身份地位。你可以去代言任何商品，但請不要代言台灣，你們的麥克風已經超大，話語權也完全超比例，enough is enough，正當的反戰是反侵略，你的反戰在反什麼？不過是反對台灣面對侵略做必要的武裝罷了。

龍大作文家，最喜歡拿她的「特殊」經驗誇示「國人」（包括她的德國人兒子），以前她最愛講香港，但香港出事了，她棄之如敝屣。我想香港人感受很深吧？她的好朋友林青霞還繼續住豪宅過著大明星的生活，甚至獲得什麼文學獎、名譽博士學位之類，繼續眷戀自己曾經的「風華」。如果以後有學者「孤立地」研究林青霞，會以為反送中運動完全沒有發生，完全沒有發生！如果「孤立地」研究龍應台，阿，中國才將可能僅存的少數維權律師判重刑，也沒有發生喔。黃之鋒被關被判刑，又干龍應台何事？

我幾乎不看龍大作文家的東西（最反對黨國的作文文化），但我有親人說，她曾經在北京大學演講，也是拿她在台灣的「民主」經歷「誇示」可能是她內心真正的「國人」，以後她還會拿什麼來誇示她的德國人兒子呢，很好奇。

台灣只是「龍應台們」的手段，永遠不是目的。用過了，達到目標就可拋棄。而我們只存在於存在的台灣，這是我們和「龍應台們」最大的不同。但也不能不佩服他們人格很一致，始終效忠「黨國」，只是黨國前面的修飾詞變了而已。

至於「反戰」，龍大作文家也不是現在才反喔。2020年10月3日，她就在臉書寫過「我正在讀的一本書，不管你說什麼，我反戰」。也真的很一致。我當時為此寫了一篇貼文，請看留言欄。

圖片2020/10/12貼文已用過，再度感謝成大陳文松教授提供此一圖檔。
此外，也要感謝李川信教授提供有用紅筆圈起來的圖檔。

悼念高一生、湯守仁、汪清山、方義仲、林瑞昌、高澤照

69年前的今天 1954年4月17日下午2：30
六位原住民菁英在台北縣新店安坑刑場被處極刑（括弧後為當時年紀）
鄒族 高一生（47）、湯守仁（31）、汪清山（43）、方義仲（31）
泰雅族 林瑞昌（56）、高澤照（40）

在被捕後的一年七個多月，他們完全無法和家人見面，遑論最後一面。
家人只有前往收屍的份。
他們每個人都被沒收全部財產，「除酌留其家屬必需生活費外」。

檔案說：
湯守仁三彈、高一生二彈、林瑞昌四彈、汪清山三彈、方義仲三彈、高澤照四彈，均斃命。

這是他們的最後遺言（圖片2，標點筆者所加）：
〔問：〕你們的案子已判決确定，今天執行槍決，還有何遺言嗎？
湯守仁講：三個小孩請叔父照顧，並希容留居住為要。
高一生講：妻子不要再嫁，須管教小孩。請政府沒收財產時不要為難家屬。
林瑞昌講：子能上學儘量受教育，否則務農也好。子定要住叔父處。
汪清山講：請妻專養子女長大，不要再嫁。
方義仲講：請雙親不要因我死而傷悲。
高澤照講：請阿里山鄉長告誡山地同胞要守法安居樂業為要。
（請了解：他們其實大都不會講華語；「語言的不自由」，當代年輕人大概不太容易感受到。）

照片上排左起：林瑞昌、高一生、湯守仁
下排左起：高澤照、方義仲、汪清山
（拍攝自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台灣原住民與二二八特展：還我╴ ╴」，展至6月25日）

保台最上策：對內對外清楚承諾誓死捍衛台灣

最近聽聞，有來訪加拿大議員說，如果加拿大受到侵略，加拿大人絕對不分黨派一致對外。他無法了解，為何台灣抵抗不抵抗還會分政黨？

這就是台灣最大的困境，但國人似乎普遍不認為這有何問題。國際上一旦「疑台」，我們麻煩就大了。

英文的「commitment」中文確實不好翻譯，我們就必須讓外國清楚知道我們對保衛台灣、抵抗入侵，有令人信任的commitment，也就是有絕對的決心，並會戮力以赴。

週六晚上邀請大家來讀陳弱水老師這篇貼文：

〈和平、備戰與「承諾的策略」〉
作者：陳弱水

台灣面臨險峻的局面，戰爭的陰影日日來到我們的空域和海面，如何維護台海和平，讓台灣和西太平洋的人民保有穩定的生活，是至關重要的問題。在這方面，一個主要的觀點是：備戰才能避戰，才能止戰。我同意這個看法，但如何有效備戰，導致和平，是必須進一步思考的。

現在把求取和平的途徑分為下、中、上三策，分別檢討：

1. 下策：以反戰的姿態追求和平。
中共吞滅台灣的意圖早已昭告天下，絕無可疑，而且長年不斷增強軍力。就剛在4月6日，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訪問中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告訴她：「誰要是指望中國在台灣問題上妥協退讓，那是癡心妄想」，轉譯起來就是：「要中國理睬台灣人的意願，那是癡心妄想」。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寄望以反戰的姿態求取和平，視國防為例行事務，台灣最終不是陷入和談的設局，成為俎上之肉，就是敵人發起突擊，我方軍事、民心皆乏準備。唐劉禹錫有詩句：「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會是屆時的寫照。（再來，就成為奴隸了啦。）

2. 中策：加強國防，但顧慮多，戰略模糊。
與美國合作，繼續加強國防，但意志強度和備戰目標不明晰，不能在政治、經濟、軍事、民防等各方面表達破釜沉舟的決心。這可能讓敵人存有僥倖之心，發動戰爭。

3. 上策：承諾的策略（the strategy of commitment或commitment strategies）*。「承諾的策略」是一般通行的中文翻譯，但「承諾」無法完全傳達commitment的涵義， commitment不只是口頭的諾言，還有獻身於此、戮力以赴的意思，或許可說是允諾行動的誓言。

所謂「承諾的策略」，是指以表達承諾作為達成目標的方法。這個概念的要點是，承諾不只是主觀的信念，在某些情況下，表達信念，採取相應的行動，是影響他人行為以及達成自己目標的有效方法。就台灣而言，我們對台灣的承諾是保護台灣，我們表達我們的承諾，堅決為此進行準備，讓這個承諾不是空言，而是可信的承諾（credible commitment），這是防止戰爭的最好策略。更直接地說，表現誓死捍衛台灣的意志與軍事安排，是保有和平的最好辦法。

如何具體表達台灣的承諾的策略，需要龐大的社會政治協調和專業參與，但我們先要有方向感，然後積極進行應該做而已經在做的事，盡快進行該做而還未做的。

在當前的台海情勢之下，採取承諾的策略有什麼優點呢？首先，讓敵人清楚知道，發動戰爭會面臨重重阻礙，不會輕易得逞。其實，軍事侵略失敗，在發動方，不只帶來生命財物的重大損失，還可能有政治上的反作用力，譬如領導人權位不保，甚至政權崩潰。這些顧慮都會降低他們冒險的意願。

其次，承諾的策略可以強化台灣與盟友之間的信任和連結，從而大大提升台灣的防禦能力，產生阻遏作用。我們的承諾是保護台灣，這同時也是對盟友的承諾：我們會努力，把我們的部分做好，不會「漏氣」。至於盟友，為了幫助我們，付出很多，必要時甚至會有年輕生命的犧牲，他們必須感知到我們的意志，才能給予信任，特別是我們的盟友和其他協助者都是民主國家，重大政策必須有人民的支持，也要讓他國人民感知我們的承諾。台灣有人「疑美」，還有人煽動「疑美」，我們如果不表現意志，別人也會「疑台」。承諾的策略可以弱化「疑美」和「疑台」，創造非明文的堅定盟約。

近來台灣有人用一堆D來草擬對中政策，各種D當中，作為一般性防衛的defense是不足夠的，我們需要承諾的策略原則指引下的deterrence（阻遏）。

我的結語是：對台灣發出承諾，以行動表達承諾，不僅是應該的，也是保護台灣，防止戰爭的最佳策略。

*在國際關係的問題上，200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Thomas Schelling（1921-2016）是最重要的「承諾的策略」思想家。

原貼文連結在留言欄。

Team Taiwan？50年前就Team Taiwan！結果呢？與「中華幫」大打出手！現在呢？

1972夏天，台灣野球隊在美國賓州威廉波特，台灣獨立聯盟（WUFI）的盟員撐起「TEAM OF TAIWAN 台湾隊 加油」的橫幅立旗，引起黨國方不滿，當時訪問美國的台灣水兵和華僑青年聯手，和獨盟會員大打出手，兩邊揮舞棍棒，台灣同鄉這邊有27人，不少人被打得頭破血流，盟員許富淵昏迷送醫。這是超過50年前的事情了，要點是：KMT/ROC黨國不准你用「台灣隊」稱呼來自台灣的棒球隊。

反觀2021年東京奧運，台灣的媒體，除了民視之外，幾乎都用「中華隊」稱呼代表台灣出賽的奧運隊，社會「欣然接受」，但當「Chinese Taipei」被排在T行時，很多人卻高興得不得了，若不是社會本身具有分裂人格，很難解釋這個現象。今年在台中舉行世界棒球經典賽時，也只有民視全程稱「台灣隊」，其他媒體不是全程稱「中華隊」，就是交雜用。人們接受從政府到媒體整天自稱「中華隊、中華隊」，從來沒去想英文「Chinese Taipei」就是「中國台北」，難道還能有其他解釋嗎？

我之前有提出一個觀看台灣歷史的看法：

日本時代vs.戰後台灣＝快速前進vs.停滯不前

阿，到今年8月，這場「Team Taiwan vs. Team China」就滿51年，你說：台灣前進到哪裡去了？半世紀了，還倒退耶。

請注意看照片：這些挺「台灣隊」的台灣人當時都是年輕人，但現在，「台灣隊」這邊已經很多人過世了，然後台灣還在「中華隊」、「中華隊」。

（照片到底輯自何書，一時找不到，查到後再補。）

日本時代相對於戰後台灣：快速前進vs.停滯不前

午安，Formosa！戰後台灣的歷史進程，相對於日本時代，就是很遲緩，甚至停滯不前。

這是我在研究日本時代和戰後發現的一個巨大反差。我們不能美化日本殖民統治（乙未戰役、1915年前軍警＋惡法鎮壓），但到了1920年代，很多事物真的就是快速進展，比如藝術，黃土水、陳澄波都誕生於1895年，但26年後，他們替台灣帶來的藝術成就，有如平地起高山，到現在都讓我們震撼、感動不已。反觀戰後，倒回去沒有寫生基礎的水墨「寫意」美術。我常想：嘉義人的我，如果小時候看過陳澄波的畫作，尤其看過他的嘉義公園系列，我今天可能是個以油彩為生命的畫家，但我可連陳澄波的名字都沒聽過阿！還說看到他的畫？！一個有陳澄波陪伴長大的嘉義人一定會很不一樣，何況他是全台灣藝術巨大的存在。一個有林茂生當文學院院長、杜聰明當台大校長的台灣大學，也會很不一樣。如果你能這樣想像過去，你才能想像一個真正屬於台灣人的未來，不然，就是繼續擁抱現狀，繼續當最大派的「維持現狀派」。

這是我長期研究的「發現」，對觀看事物很有幫助，請參考：

日本時代相對於戰後台灣：快速前進vs.停滯不前 （50年vs.78年，後者已經是前者的1.5倍強！）

不要去講我不懂的藝術（雖然很愛），不過講彭明敏，大家會比較懂嗎？我更不確定了。59年前，彭明敏教授和他的兩位學生謝聰敏、魏廷朝提出《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明年就滿一甲子！一甲子有多長？一個小孩呱呱落地，到60歲，以前就可以做六十大壽阿。但至今彭教授師生三人的核心主張，還都遙遙無期：1、一個中國、一個台灣。2、制訂新憲法。3、以自由世界的一分子重新加入聯合國。你說是先知理當受苦、理當寂寞？還是，我們就是沒進步？不敢想像自己的未來？

2021年10月15日，我與「光」展研究團隊第一次看到黃土水的《甘露水》。興奮之餘，我沒有忘記：「甘露水」姐姐，在戰後被當垃圾要清掉，後來獲得庇蔭，但1974年被裝箱藏起來，47年後才得「開箱」，重現人間。親愛的朋友，你說：47年有多久？快半世紀耶。若以戰後不被重視，1958年被KMT/ROC當局棄置流落民間算起，就是63年，超過一甲子！！親愛的朋友，這就是我們的命運嗎？你甘於這樣的命運嗎？再一甲子，我們會在哪裡呢？我確定不在人間了，但我想獲得真正的安息，請不要讓我們連安息後都不得安息。是所至禱、是所至禱。

照片1：北師美術館提供。當時有說是「秘密」，不能外露。大家都有遵守囑咐，後來展覽期間，陳允元老師有放到臉書，所以應該可以公開。

照片2：展覽最後一天與陳澄波《我的家庭》合影，感謝陳允元老師拍攝（2022/04/24）。

彭明敏教授逝世周年紀念

去年的4月8日彭明敏教授辭世，這是去年此日的臉書貼文，再度貼出，表達追思之意。

敬悼彭明敏先生

彭明敏（1923-2022）先生過世了，很難過，不是因為有何私人接觸（緣淺，只見過一次），而是因為在戰後台灣史上，對黨外濟濟支持者而言，他是個巨大的象徵，他的離開，代表一個時代真的過去了。

昨天是鄭南榕自焚33（按，34）周年紀念，我沒有忘記，只是不想在眾多人歌頌「自由」的熱度上加上什麼的。三年前（按，2019/3/23）台大研協會舉辦鄭南榕紀念活動，在日本「櫻人劇團」演出之後，有短講，我受邀講話。會後，蔡易達先生告訴我，所有人的短講都只提「100%自由」，只有我有提鄭南榕主張台灣獨立。我強調言論自由和台灣獨立是他生命中兩個互相牽連的面相。簡單來講，就鄭南榕而言，言論自由是社會必要的框架，台灣獨立是他認為必要的內容。昨天，看臉書，好像鄭南榕也只被紀念一半。

如果，將來島嶼的子孫讀的戰後台灣史是站在台灣主體的立場來書寫的，那麼，他們都會熟知我們這幾個世代非常陌生的《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有多少人真正讀過呢？彭明敏教授和他的兩位學生謝聰敏、魏廷朝，都為這份無法發出去的宣言（被舉發！），付出慘重的代價。

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在1964年9月「出破」（台語）。它的主張，有些在1992年台灣自由民主化過程中實施了，但最核心的主張，58年了（按，59年了，明年就一甲子！），依然遙遙無期：1、一個中國、一個台灣。2、制訂新憲法。3、以自由世界的一分子重新加入聯合國。

在這裡，我將這份文獻放到這裡，就當作我對彭教授一個小小的紀念方式。也一起紀念謝聰敏、魏廷朝先生。

4月7日 毋通袂記得：鄭南榕殉言論自由＆台灣獨立 紀念日

34年前的今天，鄭南榕自焚。他為了什麼自焚？言論自由和台灣獨立是他生命中兩個互相牽連的面相。對他而言，言論自由是社會必要的框架，台灣獨立是他認為必要的內容。我們紀念他，不能只紀念一半。

2013年我為「蔡瑞月舞蹈節文化論壇」寫了一篇紀念鄭南榕的文章，今天早上重讀，感慨很深。10年前的文章，有些地方讀起來，好像在寫現在。

比如，文中指出：台灣社會對「含混性」的超高接受度。當「和平」意指「投降」；當主政者（按，當時是馬前那個在執政）一面開山海關一面說這只是和清兵和平交流，很多人毫不懷疑、毫無批判地相信。

該文也指出雙重標準、政治被污名化、反貼標籤等現象，現在不是更嚴重嗎？

在這篇文章，我提出「歷史情境的掌握」，我想比較少人會這樣看歷史，尤其戰後台灣史。Murmur：或許可以稱為「情境史學」？

文章有點長，連結見留言欄。

引文：
以下我想從「歷史情境的掌握」來提供一個理解戰後台灣歷史的角度，透過這樣的理解，或許我們更能掌握鄭南榕等人的努力和犧牲的意義，並且了解我們的路何以這麼艱辛，思考未來怎麼走。
「歷史情境」不是很容易掌握的，牽涉到很多層面以及各種因素的交互作用。我越研究歷史，越感覺到歷史很難。我們將所有文獻都看過了，條列出各式各樣的因果關係，真的就了解歷史了嗎？我認為，最難的還在於如何設身處地地去體會當事人／人群所面對的「情境」，並了解這是正在成長和以同樣速度正在老去的社群全體所一起歷經的時間，而在這時間框架內是有實質內容的。這種掌握要求神入（empathy），也同時要求鳥瞰式的、加入時間深度的全觀點。
（中略）
不管外省人或台灣人的子弟，我們都是在二二八的三月屠殺後，在大地的鮮血已然清洗，一起接受黨國教育，完全一樣的教育，二二八是禁忌，很少人聽過，就算聽過，也幾乎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更遑論前因後果了。換句話說，我們對距離出生不久前的台灣徹底無知，我們的無知和父母、祖父母輩的知，同時存在，卻是沒有接點的平行線，一顯一晦。複雜的是，這不是純粹的知與不知的問題，它牽涉到現實的利益和權力，於是平行線隱晦的那一邊，不斷有人離開，加入到黨國這邊，老中青少幼，摶成牢不可破的龐大力量。這是何以到現在還是有人不相信二二八真實發生過的深層原因──如果四十年來你都沒聽過，而且腦子塞滿黨國教育的東西，當然很難接受「突然出現」的事件，更不要說ROC軍隊屠殺平民這回事了。也就是在這種結構性的認知體系中，我們看到鄭南榕的突破性貢獻和意義。
眾所周知，鄭南榕被歸為「外省人」，其實他的父親是日治末期來台灣的福州人，他的母親是基隆人。在黨國的省籍分類和父系思維下，他成為「外省人」。我沒有他的傳記資料，我無從得知他童年和成長階段對二二八的認識為何，二二八發生時，他的家人在本地人保護下才得平安度過，但這種情況不限於他那一家，有類似經驗者大都只孤立地講本地人的善心好意，不去碰觸事件本身；如同一些保護過外省人的台灣人，也常孤立地提及這樣的事情，有的表功，有的作為族群融合的見證。鄭南榕顯然沒有將這樣的家庭際遇抽離出來，當成家族史由厄轉安的一樁軼事。他在第一次求職履歷表上就寫道：「我出生在二二八事件那一年，那件事帶給我終生的困擾。」他死前親筆簽名的簡歷開宗明義說：「鄭南榕，原籍福建林森，一九四七年生於台灣台北二二八事件的恐怖屠殺後。」他在這一年九月十二日出生，該年有多少人出生？何以一定要寫出生於二二八之年？而且是「恐佈屠殺」之後？他將自己的出生年和二二八連結在一起，早在戒嚴時期就開始。放在當時的時代，實在非常難得，不敢說絕無僅有，但應該很罕見。究實而言，那是一種宣示，明確宣示他認同台灣，並承擔她的苦難。在這裡，我們清楚看到鄭南榕超越時代、超越家族、超越族群的眼界和高度。
～～～引文結束～～～～
照片：邱萬興先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