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生、家父和那被迫沈默的時代 ──在追思中思考我們的歷史命題（修訂版）
昨天（8/18）參加高英傑先生大作《拉拉庫斯回憶》新書發表會，地點在國家人權博物館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格外有意義；位置偏遠，聽眾卻非常多，令人感動。玉山社請我擔任引言，為此找出這篇舊文，已經是十年前的東西了，代表曾有的發心，過去十年從基隆到屏東、兩趟綠島，恐怕做了二十場以上的白色恐怖和轉型正義的演講。 昨天第一次感覺無法再這樣講下去了，有身心俱疲之感。或許，必須思考下一階段還能做些什麼了。
開場白
今天能受邀來參加「高一生誕辰100周年紀念國際研討會」（按2008年4月18-19日）是我個人莫大的光榮。不過，很遺憾地，我因故無法全程參加。這點雖然已經取得主辦單位的諒解，我還是感到很抱歉。唯一讓我能稍得寬解的是，我相信紀念高一生的研究會，這是個開始，將來我們應該繼續舉辦。或許下一次，讓我們在臺灣，在高一生那春天到來會開滿杜鵑花的故鄉見面。
關於高一生先生，我不像在座的許多前輩學者和後起之秀都做了學術方面的研究，我之所以受邀來這裡講點話，主要是因為我曾跟高英傑先生提過高一生影響家父的人生抉擇，也因此間接影響了我的人生。家父不認識高一生，這不是一個「私人」的故事，它反映了我們的時代。因此，今天我不是要來這裡講一個私人的故事，我希望能從這個類似大海的一個小漣漪的故事中，來探討、反省我們的歷史，來紀念我們的先輩對臺灣做出的犧牲和貢獻。只有透過我們的認識、體會，和再踐行，他們的犧牲才不落空，他們的貢獻才得彰顯。
本事
家父周進國先生於2005年10月20日去世，我無法再問他關於高一生的事情。我的父親是個沈默的人，他的個性的確是沈默的，不過，他的沈默是雙重的，另一重來自於戰後局勢，他和他同時代的無數的人一樣，被迫沈默。被迫對集體的過去、對政治的忿懣、對恐怖的記憶，徹底沈默。在解嚴之前，我的父親不曾提到高一生這個名字，他甚至不曾跟我們提及他的一位知交呂秋鎮被捕、被刑求至死的事（死於獄中係訛傳，詳見註釋）。（註一）即使解嚴之後，長久習慣沈默的人，也不是一下子能把深藏於內心的話講出來──他們欠缺一套敘述的詞彙，甚或「失語」了。我的父親只有在我們問起，或聊天中無意中牽扯到，才會提及那被壓抑的過去的特定事物。
我不記得家父第一次提到高一生的名字是甚麼時候，但一定是在解嚴後很多年後。我一九九四年從加拿大返回臺灣，那時候，我完全不知道有高一生這個人，而我卻是個「專業臺灣史研究者」！慢慢地，我在一些材料中看到高一生的名字，比較有印象的是鍾逸人的回憶錄《辛酸六十年》。（註二）我知道書裡提到的湯川露子，就是我們年少時期紅極一時的歌星湯蘭花。由於湯蘭花是出身阿里山的「山胞」，我們嘉義人對他格外關心；當時我們不是很清楚原住民的分類，一概稱之為高山同胞。我真正對高一生產生興趣是在「臺灣e店」買到一張高一生歌曲唱片之後。那就是《春之佐保姬 臺灣傳記音樂1 高一生紀念專輯》。（註三）這些歌曲給我很大的震撼和感動。後來我請鍾逸人到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來給演講，（註四）並且在2005年歲末舉辦「高一生的音樂：聆賞與討論」，（註五）都可以說是來自於這張CD。
由於對高一生產生興趣，打電話回家時，我和家父談起高一生，並且問達邦、特富野和「十字路」在哪裡，家父熟悉阿里山一帶地形，一一為我說明──我們小時候就常聽他提及「奮起湖」。我於是提議哪天我們一起到阿里山，家父很高興說好啊。這是個再也無法實現的夢想了。如前所述，家父不認識高一生，但高一生卻徹底影響了家父。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家父於一九二七年出生於貧農家庭，九歲喪父，國民學校畢業後，曾當夜校小「先生」。一九四五年初，他被徵召為陸軍第二國民兵，當晚集合於嘉義郡役所待編，第二天隊伍移駐水上國民小學，編入誠二十五部隊，屬於嘉義三八飛行聯隊的地勤部隊。除了基本訓練外，主要工作是疏散飛機。當時空襲頻繁，飛機須疏散到附近村落竹林下掩護，以免被炸。飛機用曵引機拖走，他們可坐在機上。他在寫給我的回憶短文的結尾寫道：「日本於八月間投降，舉行敘別時，日本軍官均拔日本刀，帶領我們向日本天皇行最敬禮（搖拜），並說：『他們可再度來臺さよなら。』當時情景記憶猶新。」（註六）
戰後，家父於一九四六年九月進入臺灣省立臺南師範學校就學，次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家父如同許多臺灣青年，跑到山區躲避。他曾告訴我，當時阿里山沿線都是共產黨勢力，他感覺很沒出路，一度也想加入共產黨。家父於一九四八年七月畢業，隨即分發至梅山國民學校任教，一九五○年調至大林國民學校，一九五四年九月申請至阿里山香林國民學校服務，半年後因衣被不足，稚兒不堪寒凍，擬轉調不成，遂辭職下山。
家父到阿里山教書是─九五四年九月，那一年四月十七日，高一生遭槍決。高一生是著名的吳鳳鄉（今阿里山鄉）鄉長、曹族領袖，他被處死，對當時嘉南一帶的知識青年，想必衝擊很大，至少家父深受恫嚇。家父自揣自己的思想不同於當局，說不定何時就會被捉去，因此惴惴不安。當他在當年九月帶這年輕的妻子和兩位稚兒上阿里山教書時，想必無時不想著高一生的事情。
我們可以想像一個自知思想不容於當局的年輕人內心的恐懼。一九五七年，家父得知中國青年黨在招募黨員，他想，既然自己的想法和國民黨這麼不同，不如加入合法政黨青年黨，可免嫌疑，又可得保護，像是躲入防空壕一樣（請注意：戰爭世代的比喻）。當時，青年黨嘉義縣黨部主委是戴桂生律師，家父搭車到嘉義市，怕被人看到，搭三輪車至戴宅申請入黨。他的臺南師範好友呂秋鎮在這一年被捕，不知道是在他入青年黨之前或之後。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八日，家父（時年三十）與吳光耀、吳金木、張順強、田添南、彭布金等六位臺籍青年一起宣誓入黨，開始積極參與青年黨的地方與中央活動。（註七）
由於家父加入青年黨，青年黨領袖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人，都是我們在成長過程中耳熟能詳的人物；小鎮的知識青年的家父也因此有機會認識地方以外的民主人士──陳翰珍、朱文伯、黃順興、郭雨新等都是家父直接有交往的同志。一九六○年，雷震醞釀組織新黨，至嘉義宣揚理念，招攬黨員，許竹模律師（現任司法院長許宗力的父親）邀請有志之士參加會議，約五十人出席。家父應邀與會，並站在宣傳車上街遊行。在日常生活中，嘉義地區的青年黨員，如彭布金、劉通響、張永清等人士是家中常客。後來我從高英傑先生那邊得知，彭布金（註八）和高一生一家人很熟，高一生說他是Karibi（蛤里味），他們都叫他「Kiguchi san」（木口先生）。我小時候，彭布金也常來我家，他身材高大魁梧，總是穿著西裝打領帶，戴著頂紳士帽，很有派頭。真是很奇妙的一種連繫！
家父加入青年黨之事起初是秘密，後來才公開。當時二二八事件餘悸猶在，肅殺之氣瀰而漫之，加入青年黨需要相當的決心和勇氣，此事可以說是家父一生的重大抉擇。青年黨雖然是花瓶政黨，但對一介臺籍青年似乎也的確能提供「防空壕」的保護作用。而這一切源自於高一生！
高一生的死亡對我父親造成那麼大的衝擊，我認為至少有兩層原因。其一，家父非常尊敬高一生，提到高一生時總是說「曹族的領袖高一生」（臺語），（註九）語氣帶著一種親切的崇敬。其次，家父某種程度把自己當成和高一生一樣，是情治單位要剷除的對象，所以「惴惴不安」。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家父在精神上認同高一生。他提到高一生時一定會加一句說，高一生的太太接到通知，趕到臺北，半路上高一生已經被處決了。在這樣「儉約」口傳敘述中，我們可以感受到當時嘉義一帶的人對受難家屬的同情。
關於高一生，家父還提到兩件事，都是口傳，不一定符合事實──我們要知道，當時人們無法公開去探詢，無法公開談論，更遑論查證了。但是從這些口傳資料，可以知道當時嘉義一帶的人如何「理解」高一生案件（是否屬實，是另外一回事）。由於我已經無法再問家父了，我將當時寥寥幾筆的記錄，迻錄於此：其一，家父說「聽人家講」，當時有兩個房間，前面是醬菜間，在做醬油，後面一間在修理武器。其次，當局問反對派汪□□：如果槍斃高一生，會反嗎？汪答說：不會。（按，口傳之意：所以當局就決定槍斃高一生）。家父不記得汪的全名。所謂「會反嗎」，是指鄒族會造反嗎。由家父的傳述，我們可以知道人們認為這是政治案件，所謂「貪污」云云不在人們的理解中。另外，當家父提及「修理武器」時，他沒有顯示對此有何負面的看法。或許，面對國民黨恐怖的國家暴力，手無寸鐵的人們毋寧對能夠「修理武器」懷有一種秘密的憧憬。
家父生前提到幾次高一生，大都因為話題是涉及嘉義一帶的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時，順便提到，是「客觀」的敘述，沒提及和自己有關連。二○○五年七月三十日，我和家妹婉君回嘉義探望父母。第二天有郭雨新先生逝世二十週年紀念活動，我回家前幾天接到邀約參加紀念座談會，但因為早已訂下回家的日子，只好抱憾婉謝。第二天中午，家二嫂劉毓秀教授從臺北打來電話，說他和家二哥弘憲參加紀念活動，某臺會在中午的新聞節目播出。我們等了好久，就要放棄時，終於在最後一節播出（感覺好像被當成「花邊」來播報）。由於郭雨新的關係，那天晚上我想起問父親為什麼加入青年黨，過去我們只抽象地知道家父不滿國民黨，但從沒想過問「具體」的情況。於是父親提到「因為高一生」的這段故事。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我得知高一生影響了家父的人生抉擇，也因此間接地影響到了我的生命。這個「知」，對我產生莫大的衝擊。
在籌辦「高一生的音樂：聆賞與討論」的過程中，家父不幸去世，我將家父的生平事略寄給高英傑先生，事略中提及家父的抉擇，高英傑先生看後回信說：「從令尊生平事略中可看出他是一位傳奇性時代人物，能屈能伸的睿智，平安的躲過了那時的災難，才能培育優秀的子女，更為教育及社會盡力。家父就是太相信國府三民主義及地方自治的理想，早年離世，失去了服務族群，音樂創作……的機會。」（註十）後來在電話中，高先生也說他佩服家父的智慧，我聽了，不知如何回答。我不知道在我父親，這是否稱得上「智慧」，但我知道，只要一個差池，我父親很可能就是另一個政治犯。我的母親就要帶著稚兒在無情世界辛苦過活……。
我在高英傑先生的話中，「聽到」覆巢之下摔得半死的小鳥的悲鳴。我無法感到「慶幸」，我感受到的是來自於「命運」的呼喚。我第一次深切感受到生為一個臺灣人，作為一個因著高一生而得以有個雖窮卻還安穩的成長環境的我，必須承擔的「destiny」。命運呼喚的不是慶幸。命運呼喚的是責任。
被迫沈默的世代和被剝奪的我們
過去我在我的研究中，提出「戰爭期世代」和他們的被迫「沈默」的歷史分析。在這裡，我不想重複我的看法，我反而想從另外一個面向來看──由於父執輩的被迫沈默，我們被剝奪了什麼？
在我籌辦兩次高一生活動時，我看到馬場美英的名字，有一天，我突然想到：難道馬場美英就是我宏仁女中的學姐高美英嗎？那位身材高挑、膚色稍黑、臉蛋削長，有著杏仁形眼睛，很會唱歌的學姐嗎？長得多像高一生！後來，我問了高英傑先生，果真是他的妹妹。人生多麼不可思議。
人生誠然有很多不可思議的事，但是我們的「無知」來自於政治；是被有意剝奪的。在我們就讀宏仁女中時，我們當然無法知道我們嘉義有位才華洋溢、思想深刻的鄒族領袖，我們當然更不可能知道高美英有這樣一位父親；高美英想必更不敢跟人提起父親的事。當我們知道這些事情，已經是四十年後了。那是我們成長的四十年。沒有典範、沒有楷模，只有隱蔽和教條。
這幾年來，我時常在思考，二二八事件及其後長達三十餘年的白色恐怖到底給我們社會帶來怎樣的影響？換句話說，國民黨近乎四十年的威權統治到底影響何在？我不否認我們的經濟成長，我不否認我們從貧乏的社會邁向繁榮。我沒有經濟學或經濟發展方面的訓練，我無法論辯到底第三世界的經濟成長是否一定非得和威權體制掛勾。但是，當我回顧過去、思考我們今天的問題時，我越來越深切感受到威權體制對我們的剝奪，這些剝奪造成我們今天精神上的貧乏、空洞、虛無，而這和解嚴後臺灣社會不斷向下沈淪的現象恐怕有密切的關係。換句話說，我想討論的是那來自於「無」或「欠缺」所導致的負面作用。
讓我舉自己的例子來說明。不是要說我私人的故事，而是想藉自己的經驗抉發可能的普遍的深層意義。前幾天，我和一群臺灣文學和歷史的學者喝咖啡，談事情。閒談中，我說「我天天在認識臺灣」。在座有一位年輕研究者，說他聽了很受衝擊。我這話不是隨意說說，而是出自於非常深切的感受，尤其聚會的前一天，我才剛從南天書局買了幾本書，一本是荷蘭時代的原始紀錄，一本是關於原住民的祭儀生活。我略翻了一下，想到自己不知道的、要學習的這麼多！我們今天固然可以大量吸收、大量學習臺灣的歷史文化，但是，問題是我們不曾「live in it」，不曾活在臺灣的歷史文化中。此話何說？我想起我小時候到嘉義公園寫生的事情。我讀小學時，老師認為我有繪畫的才分，因此被派去參加嘉義縣小學生的繪畫比賽。直到我讀研究所，或甚至更晚些，我才知道原來我們嘉義曾經出過一位著名畫家陳澄波，他有幾幅著名的畫描繪嘉義街景和嘉義公園。我小時候學畫時，沒有人告訴過我他的名字，更不用說看過他的畫。在一個「正常的」社會，這是不可能的。於是，我們在腦子完全空白之下，到嘉義公園寫生，我們從空白塗抹起。更糟糕的，如果陳澄波能活著，我們將不斷看到他的畫作，他將是我們的典範，我們的標竿，我們試圖超越的成就。我們不止被剝奪一個五十二歲的陳澄波，我們也被剝奪陳澄波可以對我們起作用的二、三十年（假設他可以活到七、八十歲的話；世界上有很多相當長壽的畫家）。
同樣地，作為一個嘉義人，如果我從小能聽到高一生的音樂，能讀到他寫的東西，能了解他對原住民前途的主張，那麼，我的人文知識和人生視野將從另一個次元開始。如果他不被剝奪生命，他將給予我們更優美的音樂、更深刻的哲思。他將是我們豐沛的文化泉源中的一道清流！
我們被剝奪的豈止高一生？豈止陳澄波？還有無數的，我一時無法列舉的文化與社會菁英。如果他們都活著，如果上天還給我們一個林茂生，還給我們一個呂赫若，還給我們一個自我放逐的林獻堂，（註十一）換句話說，如果我們能在他們「活生生」的影響下，和臺灣的歷史文化一起成長，我想，我將會是一個截然不同的人。我想，我們將會是很不同的一群人。
我們剛提到的都是全島性的人物，其實影響可能更切身的是，我們被剝奪了周邊可以作為榜樣的人物。無數的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可能就是我們要稱為ojisan的父執輩；他們的遭遇使得臺灣社會「嚇破膽」，普遍喪失道德勇氣。於是嚇破膽、欠缺勇氣的人們成為我們的範本（norm），還不用去提那些負面的人物呢。我們被剝奪的，不止已經是菁英的人士，還包括我們「可能」的菁英。
諾貝爾化學獎得主、中央研究院前院長李遠哲先生，就讀新竹高中時，心智早熟，時常思考人群與社會的問題，能了解他的人不多，當時有一位同學和他比較談得來，對整個社會的看法也和他比較相似。他回憶說：「有一天我們在上物理課的時候，校長拿了點名簿走進來說某某某，他站起來，就開始哭。我往窗外看，下面有兩輛吉普車在那裡，有幾個穿便衣的憲兵圍著我們的大樓，我知道他一定要被捉了，校長帶他走了，他到吉普車上還一直哭，就這樣被捉走了。我跟他談得很來，很多事情都跟他談，我媽媽聽了這件事後，好幾個月都睡不著覺，她以為下一個是我，可能就這樣不回來了，……。」（註十二）這位朋友，幾年後被放出來已經神經錯亂。（註十三）這位少年未必能像李遠哲那樣有成就，但他和李遠哲一樣關懷人群社稷，若得「長大成人」，應該會是我們社會的正面力量。然而，他在年甫十五、六歲時，就被譾除了。他一直哭。一個讓一介少年一直哭，坐上吉普車的社會，到底是怎樣的一個社會？（按，這位少年叫作歐阿港，後來考上臺大外文系，再度被抓入獄。）
今年二月二十八日，前政治犯盧兆麟先生和幾位同難前輩，應「臺灣青年逆轉本部」之託，參與「城市的記憶：二二八臺北營隊」的活動，和幾百名臺灣青年搭遊覽車認識臺北城，馬場町，獅子林（原保安司令部）、喜來登大飯店（原軍法處）等處，在國民黨槍決政治受難者的馬場町，為青年解說時，突然昏倒，送醫急救，不幸於次日清晨逝世。人權工作者，也是作家的胡慧玲在部落格發表追思文章，她說十五年前他初識盧先生，後來有人告訴她盧先生也是政治犯，她當時沒馬上趨前攀談，一來覺得冒昧，二來，「因為，因為我認識和知道的政治犯，實在太多太多了。特別是在解除戒嚴之後，心防也略略解除，我才知道，啊誰誰誰的誰，誰誰誰的誰，誰誰誰的誰，也是政治犯。誰根本就在監獄出生長大，誰十一歲開始送牢飯，誰十四歲為長兄收屍，誰每天到馬場町等候獨子的身影，誰每天到車站睃巡槍決名單……聽不完的，深深隱藏的故事。太多的驚訝，啊，他也是，她也是，怎麼可能？」（註十四）怎麼可能？我忍不住跟著問。
當一個國家用軍警情治暴力把「良知」、「正直」、「獨立思考」和「自由的精神」剷除掉，或關到綠島，我們被剝奪了精神的資源、道德的「善知識」，我們成為精神和道德的一級貧戶。這或許是今天我們社會許多問題的根源。
在我們成長的時代，對於正在進行的恐怖統治，不管知與不知、略有所覺或毫無所覺，我們都錯過了「活在」臺灣的歷史文化中的機會，今天我們努力「補習」，但是，我們必須了解以童稚的眼光、以童稚的耳朵、以童稚的心靈，在歷史文化中成長，和我們已經長大成人再去吸收，再去欣賞，是很不同的。我們的世代被剝奪了和自己的歷史文化一起成長的機會，這是我們永恆的缺憾，但也因此是我們的歷史命題。我們必須面對它，做出解答。
呼喚春之佐保姬
二○○五年歲暮我在中研院舉辦「高一生的音樂：聆賞與討論」時，據說有人看到我們的通告，直覺反應是：「啊，中研院要舉辦高一學生的音樂會？！」我上課時，偶爾會問學生知道高一生的舉手，人數非常少，聽過他的音樂的當然更是寥寥無幾。不要說高一生，我們社會聽過江文也音樂的也非常少。江文也的音樂沒在我們日常的音樂世界中佔一席之地，除了天主教的聖歌外。（註十五）
一個四、五十年被剝奪認識、親近自己的文化資源的社會，是個貧乏而屈扭的社會。貧乏，我們前面已經說過了；屈扭，指的是對自己歷史文化的輕視、甚至鄙視的心態。屬於我的世代的臺灣人很少真正認為臺灣歷史文化有可學習的。由於無知、由於「未受教」，他們不知道我們的歷史文化曾經達到怎樣的高度、深度和廣度。他們往往在還沒「清點」之前，先否認它。我不是盲目的本土主義，我不認為我們應該毫無分別地將過去的一切神聖化，但是，我們一定要在前人已經企及的高度、深度和廣度上繼續努力。我們要繼承這些東西，就算過去我們被剝奪認識它、與之一起成長的機會。這不是容易的工程，但是我們必須把它當成我們的命運，我們的責任。
今天，我們齊聚在這裡紀念高一生先生，紀念他為鄒族、為臺灣所做的犧牲。但是，感念和懷想是不夠的，我們更要思考高一生的犧牲，以及那被迫沈默的世代所給予我們的歷史命題。這個命題就是要重新把臺灣的歷史與文化帶回這塊土地，讓它重新活過來，活在我們的生活中。只有我們──活生生的一群人──才能使「過去」活過來，才能使高一生，以及那無數被威權體制碾壓的前輩的犧牲有意義。高一生，以及我們無名的前輩，已經被國民黨軍警情治機器殺死，我們不能讓他們死第二次！
解嚴以後，我想我們做得很不夠，所以轉型正義無法來臨。二二八事件以及白色恐怖無法成為全臺灣人的共同認知。由於沒有共同認知，當然談不上將之化
為共同記憶。我想很多人在心態上，認為那是「他們家的事」。出於良知、為了具有普世意義的正義做了犧牲，卻被當成國民黨統治「必要的惡」。
高一生為我們留下十餘首歌曲。很久一段時間，我自己一個人在研究室時，很難聽這些音樂。它們讓我感到受不了。這些音樂或明亮，或渾雄，或勇邁，或輕快，或悠揚，或柔美，或哀傷；這麼優美、色彩豐富且多面，這麼能觸動我們的心靈。但我無法忍受一面聽，一面腦子裡迴旋著「怎麼可能？」的問題。怎麼可能？彷彿一抬頭，淚珠就會掉下來。馬場美英分析高一生向我們告別的《つつじの山》（杜鵑山）時，指出最後一句歌詞「からすも古巣へ 帰るだろう」（烏鴉向著老巢歸去了吧！）是高一生對自己的死亡的預感，「烏鴉」意味著靈魂或死亡。（註十六）我想起去年夏天我在荷蘭梵谷美術館看到梵谷最後的畫作之一《有烏鴉的麥田》（Korenveld met karaalen, 1890），金色的麥田和藍色的天空之間飛起一群烏鴉，那麼突兀，卻那麼不可避免。我們的藝術家，我們的音樂家，以他們敏銳的心靈感受到那最後不可避免的暗黑。
一九五二年九月高一生遭逮捕，他在軍法看守所中譜了《春の佐保姫》。那麼美麗的音樂，卻又那麼令人泫然欲淚。高一生的長女高菊花提醒我們：「不要忘記喲，這是我的爸爸在坐牢的時候在做的歌，他的指甲一個一個拔掉呢…」。（註
十七）高一生在我們無法想像的肉體和精神的殘酷摧殘下，在絕望的鐵窗中聽到呼喚春神的聲音，那是自然的呼喚，也是他的呼喚。今天，我們還在等待春之佐保姬的來臨。我們聽到呼喚春神的美麗聲音嗎？我們聽到高一生的呼喚嗎？
最後，我要再重複一次。今天我們回頭看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八七年國民黨四十年的統治，我們必須從精神面來看，我們必須從被剝奪面來思考，才能了解國民黨黨國軍警統治對臺灣社會所造成的破壞和斲傷。否則，國民黨帶來的經濟成功、社會「安定」，將讓我們陷入肯定威權統治的迷思中。精神面的思考，不是很容易的。今天我們社會的許多問題源自於此，源自於我們的被剝奪。只有了解這一點，我們才能在被剝奪的空洞、虛無中重新出發。也只有從剝奪面思考，我們才能在享有自由與民主之後，繼續關懷世界上其他地區的人民。我們被剝奪的體驗和認知，將使我們深切關懷被中共政權持續剝奪，且變本加厲剝奪的西藏人民，以及更遙遠的地方的人民。只有在這種對普世精神的肯定和關懷中，我們得以繼續捍衛我們的自由與民主。
我們在這裡提出對「被剝奪」的思考，不能被誤會為「悲情」的主張。這是個普世的人權與文化問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於二○○一年通過公布《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其第四條云：「捍衛文化多樣性是倫理方面的迫切需要，與尊重人的尊嚴是密不可分的。……」第五條云：「……每個人都應當能夠用其選擇的語言，特別是用自己的母語來表達自己的思想、進行創作和傳播自己的作品；每個人都有權接受充分尊重其文化特性的優質教育和培訓；每個人都應當能夠參加其選擇的文化生活和從事自己所特有的文化活動，但必須在尊重人權和基本自由的範圍內。」（註十八）我們必須站在這個普世價值的平台上思考我們被剝奪的「應該能夠」，從這裡出發，試圖重建我們所喪失的，並關心其他人群的類似遭遇。
在自然界，每年春神都會如期降臨（全球暖化若加劇，可不保證），但是，在人的世界，有時寒冷和黑暗持續很久，以數十年或半世紀為單位，我們無法認為春神一定會降臨。我們必須呼喚她。為了我們自己、為了我們的年輕人、為了臺灣，我們呼喚春之佐保姬，我們要備好她來臨的路。
2008年3月10日完稿於溫州街芬陀
2018年8月19日修訂
備註：本文發表於「高一生誕辰100周年國際紀念研討會」，日本：天理大學，2008年4月18-19日。後收入，周婉窈，《面向過去而生》（臺北：允晨，2009），頁334-358；下村作次郎、孫大川、林清財、笠原政治等編，《台湾原住民の音楽と文化》（千葉：草風館，2013），頁305-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