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7日 毋通袂記得：鄭南榕殉言論自由＆台灣獨立 紀念日
34年前的今天，鄭南榕自焚。他為了什麼自焚？言論自由和台灣獨立是他生命中兩個互相牽連的面相。對他而言，言論自由是社會必要的框架，台灣獨立是他認為必要的內容。我們紀念他，不能只紀念一半。
2013年我為「蔡瑞月舞蹈節文化論壇」寫了一篇紀念鄭南榕的文章，今天早上重讀，感慨很深。10年前的文章，有些地方讀起來，好像在寫現在。
比如，文中指出：台灣社會對「含混性」的超高接受度。當「和平」意指「投降」；當主政者（按，當時是馬前那個在執政）一面開山海關一面說這只是和清兵和平交流，很多人毫不懷疑、毫無批判地相信。
該文也指出雙重標準、政治被污名化、反貼標籤等現象，現在不是更嚴重嗎？
在這篇文章，我提出「歷史情境的掌握」，我想比較少人會這樣看歷史，尤其戰後台灣史。Murmur：或許可以稱為「情境史學」？
文章有點長，連結見留言欄。
引文：
以下我想從「歷史情境的掌握」來提供一個理解戰後台灣歷史的角度，透過這樣的理解，或許我們更能掌握鄭南榕等人的努力和犧牲的意義，並且了解我們的路何以這麼艱辛，思考未來怎麼走。
「歷史情境」不是很容易掌握的，牽涉到很多層面以及各種因素的交互作用。我越研究歷史，越感覺到歷史很難。我們將所有文獻都看過了，條列出各式各樣的因果關係，真的就了解歷史了嗎？我認為，最難的還在於如何設身處地地去體會當事人／人群所面對的「情境」，並了解這是正在成長和以同樣速度正在老去的社群全體所一起歷經的時間，而在這時間框架內是有實質內容的。這種掌握要求神入（empathy），也同時要求鳥瞰式的、加入時間深度的全觀點。
（中略）
不管外省人或台灣人的子弟，我們都是在二二八的三月屠殺後，在大地的鮮血已然清洗，一起接受黨國教育，完全一樣的教育，二二八是禁忌，很少人聽過，就算聽過，也幾乎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更遑論前因後果了。換句話說，我們對距離出生不久前的台灣徹底無知，我們的無知和父母、祖父母輩的知，同時存在，卻是沒有接點的平行線，一顯一晦。複雜的是，這不是純粹的知與不知的問題，它牽涉到現實的利益和權力，於是平行線隱晦的那一邊，不斷有人離開，加入到黨國這邊，老中青少幼，摶成牢不可破的龐大力量。這是何以到現在還是有人不相信二二八真實發生過的深層原因──如果四十年來你都沒聽過，而且腦子塞滿黨國教育的東西，當然很難接受「突然出現」的事件，更不要說ROC軍隊屠殺平民這回事了。也就是在這種結構性的認知體系中，我們看到鄭南榕的突破性貢獻和意義。
眾所周知，鄭南榕被歸為「外省人」，其實他的父親是日治末期來台灣的福州人，他的母親是基隆人。在黨國的省籍分類和父系思維下，他成為「外省人」。我沒有他的傳記資料，我無從得知他童年和成長階段對二二八的認識為何，二二八發生時，他的家人在本地人保護下才得平安度過，但這種情況不限於他那一家，有類似經驗者大都只孤立地講本地人的善心好意，不去碰觸事件本身；如同一些保護過外省人的台灣人，也常孤立地提及這樣的事情，有的表功，有的作為族群融合的見證。鄭南榕顯然沒有將這樣的家庭際遇抽離出來，當成家族史由厄轉安的一樁軼事。他在第一次求職履歷表上就寫道：「我出生在二二八事件那一年，那件事帶給我終生的困擾。」他死前親筆簽名的簡歷開宗明義說：「鄭南榕，原籍福建林森，一九四七年生於台灣台北二二八事件的恐怖屠殺後。」他在這一年九月十二日出生，該年有多少人出生？何以一定要寫出生於二二八之年？而且是「恐佈屠殺」之後？他將自己的出生年和二二八連結在一起，早在戒嚴時期就開始。放在當時的時代，實在非常難得，不敢說絕無僅有，但應該很罕見。究實而言，那是一種宣示，明確宣示他認同台灣，並承擔她的苦難。在這裡，我們清楚看到鄭南榕超越時代、超越家族、超越族群的眼界和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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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邱萬興先生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