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二四 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
52年前的今天，1970年4月24日黃文雄在紐約廣場飯店（Plaza Hotel）行刺蔣經國，沒打中，被警察壓在地上時，喊道：「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
如果將來台灣能擺脫中華民國這個殼，那麼，這句話將永垂台灣歷史，永遠激勵島嶼的子子孫孫，挺直作人，不要作奴隸，不要接受任何形式的殖民統治。
以前有朋友問我是否應該是「Let me stand up like a man!」，也確實有報導這樣記載，這是英文的慣用法。這位朋友要我問黃文雄先生，我鄭重拿這個問題去問他。黃先生說，他確實講「like a Taiwanese!」，這是思考過的，他到美國求學時，正是全世界先進國家的六〇年代，當時學生運動如火如荼，許多新思潮影響年輕人，包括女性主義。受到女性主義洗禮的人會很注重用詞，不會講「like a man」。我想起我剛到美國時，已經是八〇年代，很少人講「chairman」，而是講「chairperson」，諸如此類的例子很多。
黃文雄先生是一位想很多的人，凡事總是一想再想。如果你有看蔡崇隆導演的《刺蔣》紀錄片，他在刺蔣前一個晚上想很多，包括萬一有記者會，他要講些什麼，若要喊口號，要如何排順序美國人才聽得懂……。當場他喊「Long live Formosa, long live Taiwan, down with Chiang Kai shek,”，先喊Formosa，是因為美國人比較知道Formosa，但又必須提同義詞Taiwan，最後才講打倒蔣介石。被警察壓在地上，不是事先想像得到的，但當事情發生，他脫口講出「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就是在這所有的思考裡面成其可能。
黃文雄先生真的想很多，那也不是刺蔣前夕的事，應該就是他的人格特質的一部分。如果你有看他那篇〈東犬島一九六三〉（部落格有此文），你就會知道他當兵時為了一個「可能」的危險，想非常多，而且還去落實。當然，用比喻來說，那也是戒嚴時期的一首悲歌──時代的悲歌，年輕人大概很難同感。我自認已經想很多了，和黃文雄先生相比，真的差太多。至少我們約好見面，我不會想太多而放他鴿子，他卻會想太多，然後打電話來說，因為怎樣怎樣這次無法赴約。哈哈！！
四二四不是黃文雄一個人的英雄事蹟，黃晴美、鄭自才、賴文雄都是讓這件事成為可能的台灣志士。四二四之後，有非常非常多的海外台灣人捐錢出力，當大家都是窮學生或剛開始工作時，竟然很快籌到鉅額保釋金。黃文雄、鄭自才棄保逃亡時，也有非常多的人協助，這些過去比較不為人看見，都應該成為我們集體記憶中的義士。
昨天在「臺灣與海洋亞洲」部落格放了黃文雄先生的〈一個建國工作的工作狂──悼念老友張維邦〉（連結放留言欄），寫於2002年12月16日。張維邦教授（1937-2002）是刺蔣案發生後就一直幫助黃文雄的人，他和王秋森教授提供了非常珍貴的精神和物質的資助。今天就貼出張維邦教授的照片來紀念四二四，並感念所有「後四二四」的協助者。
這張照片攝於瑞士Altdorf，背景的雕像是The Tell Monument，紀念William Tell，瑞士傳說中的14世紀英雄，一位反抗暴政的農人。（感謝張維邦夫人陳淑燕女士提供照片）
維基百科「四二四刺殺蔣經國案」的這一段後半敘述，完全錯誤：
「近中午時分，蔣經國的座車駛到廣場飯店參加美東工商協會的餐會，蔣經國在隨扈與美國警察的護衛下登上石階、走向飯店旋轉門門口。就在此時，當時為康乃爾大學博士生的黃文雄，突然從遊行隊伍跑出來衝向蔣經國，喊道：『我們是台灣，在這裡清算我們的血債冤讎！』」
黃文雄不在遊行隊伍中。他在飯店南邊的巷子和旅社亭仔脚南端交角，從妹妹黃晴美手中取得手槍，一個人繞過兩個blocks後，來到現場。詳細情況可看蔡崇隆導演的紀錄片《刺蔣》。
黃文雄先生很在意這段錯誤的敘述，擔心給錯誤訊息──要行刺，哪有一面高喊口號，一面往前衝的，不被警察當場擊斃才怪！但我不知道如何去修改，但願有年輕人研究一下實際的情況，上去修改。是所至祈，先謝了！（謝謝臉書河道上的朋友Peter H. Lin先生主動上去維基修改這段敘述，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