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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黨外運動 (第 1 / 9 頁)

台灣自由民主之路:向黨外運動致敬

台灣自由民主之路:向黨外運動致敬

【請記下日期,歡迎來參加!!】
12/14(六)我們將舉辦一場市集・晚會,在室外,確切的地點下週會公布。
詳細內容請看留言欄。
時間有限,今天讀一小部分蔡寬裕前輩的訪談錄,很值得讀。很懷念前輩。

「唯有堅持 懷念詩人醫師曾貴海」展

「唯有堅持 懷念詩人醫師曾貴海」展

今天本來是最後一天,可能有很多人想看,館方延到禮拜日下午五時。高雄的朋友不要錯過喔,尤其如果你知道衛武營公園是曾醫師帶領有志奮鬥18年來爭取來。真的就是唯有堅持!!

曾貴海覺醒很早,他在大一那一年就認知到他是台灣人,no more no less。我對照年表,應該是1964。

1964年距今60年,一甲子。你知道那一年4月吳濁流創辦《台灣文藝》、6月《笠》詩刊創立,9月是什麼宣言還未發出就「出破」呢?這是戰後台灣關鍵的一年。如果有一種樹叫做主體或主體性,那麽我們看它正從島嶼的土地中努力冒出來(發芽/發穎)……

照片1 展場看板與年表
照片2
照片3 屏東高工李幸真老師(右一,我的碩士指導學生)陪我們看展。
照片4
照片5

照片4、5 展場放映的紀錄片的畫面。

歷史很難:為陳翠蓮教授的新書補一個小註

歷史很難:為陳翠蓮教授的新書補一個小註

午安,福爾摩沙!

這篇文章是為了陳翠蓮教授的新書而寫,釐清一件事情,但那不是陳老師的錯,是她引用的資料不夠正確。

很可怕的是,昨晚此文在網站刊出後,我寄給陳老師看,她竟然在附圖二《大學論壇》(大論)的底頁看到一位編輯是調查局的線民!!

我記憶力很差,其實不記得自己當過總編輯,只記得編過大論。直到楊重和先生寄給我這張(圖二)圖檔,我才「發現」自己當過總編輯,陳弱水也說從來沒聽我提過。有時我會想,如果我被找到法庭作證,會不會做出一些「偽證」,然後被入罪?

回到線民的問題,昨晚睡覺時越想越可怕(陳老師說可能不只一位),那我們當時做的事、討論的內容,不就都被舉報了嗎?這位仁兄後來也到黨外雜誌工作,真的匪諜就在你身旁!!

此文昨晚太晚來不及放臉書,先發表在放送,不過,這篇自覺較無禁忌,原本就要放臉書,還是補放吧。

~~~~~~~~~~~~~~~

〈歷史很難:為陳翠蓮教授的新書補一個小註〉

「歷史很難」──這是我從大學一年級接觸歷史學以來,到現在已經半世紀,對歷史研究最深刻的感受之一。歷史研究何以很難,牽涉的面相很多,大至涉及哲理的方法學,小至具體證據。就證據而言,呈現歷史事實需要證據,但有了資料不代表就正確無誤。以下要講的事情,就是一個小例子。

陳翠蓮教授近年來產能很大,2017年出版《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衛城出版),是二二八研究的重大突破,受到很高的評價,書的銷售量也很可觀。去年(2023)她出版《重探戰後臺灣政治史:美國、國民黨政府與臺灣社會的三方角力》(春山出版),也是頗引起矚目。我拿到陳教授的贈書還不及看,就有朋友說看到我和幾位台大有志的照片出現在這本書,我於是翻來看,照片在頁288(圖一;此為彩色原版),頁289有這樣的敘述:

青年世代如東海大學的林正杰、范巽綠、賀端蕃,政治大學的林世煜、陳國祥,臺灣大學的周弘憲、周婉窈、謝明達、蕭裕珍,以及高雄醫學院的陳永興等人,都是因為接觸《臺灣政論》,開始與黨外人士互動。

(頁423, 註釋56: 康寧祥論述、陳政農編纂,《臺灣,打拼:康寧祥回憶錄》,頁193-197。)

根據這段話,上述提到的年輕人都是在1975年8月《臺灣政論》創刊後,才開始與黨外人士互動。這樣的敘述有誤是不正確的,我無法代表所有人說話,但這裡提到的台大周弘憲、周婉窈(本文作者)、謝明達,卻是因果相反,我們在《臺灣政論》創刊前都已經接觸到黨外人士,已進入這個圈圈,於是康寧祥創辦《臺灣政論》時,才會有學生去幫忙,如周弘憲(作者的二哥)就是去雜誌社工讀,當小編輯。他說當時沒什麼學生敢去。(註一)

我和我的先生陳弱水提到這件事,他說:你們都還活著,應該要澄清,不然,大家會以為事情就是這樣。我想:對阿,這不只是澄清事實的問題,也是可以讓大家了解第一代校園黨外學生是怎麼來的。

我於是去和研究室就在我隔壁的陳翠蓮老師討論這件事,陳老師說她根據康寧祥的書,我說康寧祥的講法有誤,也有可能從他的角度看來是這樣,但實際不然。我建議再版時修訂,於是我們商量出一個辦法,由我來寫一篇小文章,陳老師的書修訂時就可以引用我的小文作為根據。以下略述我所知的情況。

周弘憲於1972年考上台大法律系,父親是青年黨黨員,經常代表嘉義黨部來台北開會,認識青年黨諸位元老,也認識台籍的郭雨新。周弘憲唸初中時就關心國際情勢和台灣政局,到台北讀書後很想去拜訪郭雨新,大一時,有一次回嘉義大林的家,請父親替他寫一封介紹信,因此得以拜會郭雨新,也因此認識郭雨新的秘書陳菊。當時周弘憲參加校園刊物《大學新聞》(大新)編務,大二時擔任《台大法言》總編輯;透過周弘憲的引介,陳菊認識很多台大學生。

謝明達和我同年,於1974年分別考上台大經濟系、歷史系。我進到台大後不久,就加入大新社,之後加入《大學論壇》(大論)社。因此認識大論社的謝明達,他在1975年開始的那個學年擔任大論社社長。(見圖二)蕭裕珍和我們同年,原本讀輔仁大學法律系,第二年插班考進台大法律系,她大一時就認得謝明達(後來成為男女朋友,數年後結婚),她進台大應該是1975年9月的新學期,當時《臺灣政論》已創刊,所以有可能是那之後才認識康寧祥。

我和謝明達在《臺灣政論》創刊前就認識康寧祥。記得大一時,有一天我和謝明達去拜訪康寧祥,忘記為何麼去拜訪。記得很清楚的是,他家的客廳真的非常狹小,從客廳就可看到廁所(如傳聞一般),印象更清晰的是,康寧祥(我們後來背後都叫他「老康」)穿著一件背心,台語叫「裌仔」,他平常好像喜歡在襯衫外面套著小背心。然而印象最最深刻的是,他向我和謝明達非常鄭重地說,他人生有兩個最大的願望:一、發行黨外刊物。二、創立反對黨。

當時聽到時,感覺像是來自外太空的物件(台語;東西)。但那天康寧祥站著講這話的神情,至今鮮明印在腦海,連他站的角度、上身略彎的樣子都依稀記得。

不久後,1975年8月,台灣第一份黨外刊物《臺灣政論》真的出現了!發行人為黃信介,社長康寧祥,總編輯張俊宏,副總編輯黃華、張金策。姚嘉文、林義雄是法律顧問。《臺灣政論》編輯部就設在姚嘉文律師事務所,周弘憲說:他記得黃華、林進輝、他,連同張俊宏,總共四個人負責出刊。姚律師的女兒雨靜大約5、6歲,常看到她在辦公室裡玩耍,非常可愛。我當時也見過雨靜,很活潑大方,後來在1980年10、11月周清玉選國民大會代表時,在競選總部(也就是姚、周的住家)又見到姚雨靜。最近在一個算是美麗島事件相關人士的聚餐(慶生會?),再次見到雨靜,已經是四十多年後了。倒是這幾年比較常碰到她的父母。周清玉到現在仍然為台語的復振到處奔波,很令人感佩。她這個年紀的黨外從政人士大都不再活躍了。

在1970年代中後半,黨外運動如何進入大學校園、黨外人士如何與青年學生建立關係,據我親身的經驗和觀察所得,郭雨新的秘書陳菊扮演非常重要、無可或缺的角色。這些故事就讓每個「有份」的人自己去講述了。

歷史很難,還在於每個人的記憶能力不一樣,記憶本身也具選擇性,即使自己親自參與也無法記住所有細節,甚至會有記錯或和其他事情相混的情況。

就舉我們當時(1975年底)為了替郭雨新助選,台大學生穿台大制服(其實就是軍訓外套,上頭繡有藍色的「國立臺灣大學」)到宜蘭發傳單一事。據我了解這是周弘憲的發想,陳菊同意,由她來安排。那當然是「壯舉」,其實很危險,有可能被捕。關於誰有去,到現在還不清楚。周弘憲記得大約7、8人,和我印象大致符合,也就是:陳菊、周弘憲、謝明達、蕭裕珍、我,之外還有誰?希望將來有機會補足。

幾個月前我寫〈手電筒與彈鋼琴:中國國民黨作票史管窺〉一文,有提到此事,Threads有人詢問到底在宜蘭市哪裡?我才警覺到,我們「到宜蘭發傳單」,不一定就是宜蘭市。我來自嘉義大林,讀大學前沒來過台北,當然也沒去過宜蘭,我一直以為是到宜蘭市發傳單,完全沒想到羅東的可能性──你想如果你從來沒去過宜蘭,而且將近半世紀以前,「鄉土教育」奇差無比,又沒有網路這種東西,真的無法去區分宜蘭市和羅東。周弘憲認為可能是羅東,但也沒把握,直到看了〈蕭裕珍女士訪談稿〉(註二),蕭裕珍很明確地說是羅東,才確認是羅東。

還有很多可以寫的,但作為陳翠蓮教授新書的一個小註,就此打住。

補記(2024/7/18下午4:30左右):

小文貼出後,李禎祥先生透過臉書來訊指出:,圖一這張照片收在《1975-1987台灣民主運動25年──綠色年代》上冊(2005)第30頁,說明:「一心追求民主、啟蒙後進的郭雨新,就像一位民主的導師。謝明達(左一)、周弘憲(左二)、黃毓秀(右一)等二、三十位台大學生穿著制服,為郭雨新公開分發傳單」。當時確實有不少大學生為郭雨新到處發傳單,但穿台大制服就是那一次;兩件事情被混淆成一件事。

這種敘述也出現在郭惠娜、許芳庭編,《郭雨新先生:照片暨史料集》(國史館,2008),頁129,圖一的說明如右:「(前略)1974左右透過陳菊牽線,當時台大學生邱義仁、吳乃仁、吳乃德、謝明達、蕭裕珍、田秋堇、周弘憲、周婉窈,以及政大林正杰、淡江范巽綠、台大政治所賀端蕃等,因郭雨新參選立委而聚在一起,為突破國民黨造謠郭雨新的助選員都是嚼檳榔、穿拖鞋的流氓,而一起穿著繡「台灣大學」四字的卡其制服發傳單,以清新形象抵制國民黨對郭雨新的醜化。(下略)」

周弘憲建議穿台大制服的理由確實如上所述,但不是所有發傳單都穿台大制服,據我所知,就是那一次──被特務車一追,大家都嚇壞了,趕緊跳下車,逃!之後應該就沒再有第二次了。

經我釐清,李禎祥先生也同意:再度證明歷史很難!!

當時穿一般服裝去發傳單,可能年輕,並不覺得害怕。我自己有一次就一個人被派到鶯歌發傳單,搭著小發財車,不覺得害怕,但回程的車上,感到天涯茫茫,好像身處一個人的江湖,非常寂寥、希微。最近許多前輩陸續過世,再度有這樣的感覺……

註釋:

註一:本文關於周弘憲的部分,主要根據1、筆者與周弘憲的LINE通訊(2024/2/17、18;2024/7/13)。2、周弘憲口述/劉恆妏、曾文亮、吳俊瑩訪談,〈周弘憲律師訪談記錄(摘要筆記)〉(未刊稿),2011年12月11日,於台北市周宅。

註二:〈蕭裕珍女士訪談稿〉收於:「1987-1988 台灣農民運動口述歷史計畫成果報告書」,國家人權博物館,《台灣人權故事教育館》:https://humanrightstory.nhrm.gov.tw/……/muse……/300484

圖片說明:

圖一:郭雨新先生出國前與十一位年輕朋友合影,前排左起:謝明達、周弘憲、郭雨新、黃毓秀。後排左起:陳添枝、蔡文章、張俊福、黃振銘、(待查)、陳瑞仁、陳連順、周婉窈。(1977年4月16日於台北市長安東路寓所)

圖二:《大學論壇》底頁(楊重和先生收藏/提供)

本文網路版:https://www.telltaiwan.org/?p=8513

今天是詹益樺殉道35周年紀念日

今天是詹益樺殉道35周年紀念日

原本有想到嘉義竹崎鄉親水公園參加詹益樺殉道35周年追思會,但最近非常非常忙,幾度感到要病倒,不敢再排入事情,今天若一早出門,大概會很慘。但在家裡,感到非常非常遺憾,希望明年可以去參加。

五一九是戰後台灣很重要的紀念日。首先,它是1986、1987兩次訴求解除戒嚴、慘烈衝撞KMT/ROC黨國體制的綠色行動日;選在這一天是因為1949/5/19黨國宣布次日全台灣戒嚴。第二次綠色行動多了一項訴求:「 不要國安法」。現在很少人去了解為何不要國安法了。

三十五年前的今天是鄭南榕大眾葬的日子,也是詹益樺過身的日子。

詹益樺(1957-1989),嘉義竹崎人,是民進黨基層黨工,他短暫的一生感動周遭很多人。他是個學歷不高的跑船人(工專肄業,擔任遠洋漁船船員),1985年在一次船難意外中來到紐西蘭納爾遜,接觸到自由、安祥、和平的生活,深受衝擊,一心期望故鄉也能成為那樣的樂土。回台後,加入黨外運動,投身各種活動──反核、環保運動,以及農民、原住民、工人運動等;拆除吳鳳銅像,他也有份。

在他留下的極少數的信中,他說:「我自訂一個方向。跌倒成為弱者的人,我站立在那個地方扶起他。」鄭南榕的死給他很大的衝擊,基督徒的詹益樺說:「鄭南榕是一顆偉大而美好的種子,我希望自己也成為一顆偉大而美好的種子。」

我們的網站製作了一個紀念專頁,收有不少圖文,其中有很珍貴的一支影片,七分鐘多,希望此時此日,您可以撥點時間看一下,連結放留言欄一

519:M̄-thang bē-kì-tit 咱的兄弟詹益樺

519:M̄-thang bē-kì-tit 咱的兄弟詹益樺

M̄-thang bē-kì-tit

今天是我們的草根兄弟詹益樺逝世34周年紀念日。

我的《少年臺灣史》的小詞條這樣寫著:

詹益樺(1957-1989),嘉義竹崎鄉人,是個默默無聞的民進黨基層黨工,但他短暫的一生感動周遭的人。

他是個學歷不高的跑船人(工專肄業,擔任遠洋漁船船員),1985年在一次船難意外中來到紐西蘭納爾遜,接觸到自由、安祥、和平的生活,深受衝擊,一心期望故鄉也能成為那樣的樂土。他回臺後,成為黨外運動的義工,投身各種活動──反核、環保運動,以及農民、原住民、工人運動等;拆除吳鳳銅像,他也有份。

在他留下的極少數的信中,他說:「我自訂一個方向。跌倒成為弱者的人,我站立在那個地方扶起他。」鄭南榕的死給他很大的衝擊,基督徒的詹益樺說:「鄭南榕是一顆偉大而美好的種子,我希望自己也成為一顆偉大而美好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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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台灣放送」製作了一個「519鄭南榕.詹益樺雙紀念日」專頁,敬請大家瀏覽。(連結在留言欄)

最推薦看這支7分鐘的綠色小組的影片。之前我看過兩支綠色小組以詹益樺為主題的影片,可惜好像網路上看不到。希望有機會放到這個專頁上。感謝綠色小組讓我們掛這支珍貴影片。

影片連結:https://www.telltaiwan.org/?p=3021

你喜歡這樣想他 但為何還是忍不住掩面落淚呢?

你喜歡這樣想他 但為何還是忍不住掩面落淚呢?

我的朋友/學妹胡慧玲喜歡這樣想鄭南榕:

「我想你,因為你是一個很好很好的朋友,一個很好很好的老闆。我想你,快樂的想,嘴角含笑的想,因為我不把你當作一個英雄,一個烈士,或一個神祇。」但為什麼,最後又會忍不住掩面落淚呢?

鄭南榕、葉菊蘭、竹梅,是愛與歡樂三人組,但為了Dear Tim,Nylon選擇以肉體最大的痛苦離開……

竹梅失去了太陽,1989/4/7晚上她這樣寫:

爸爸
爸爸像太陽一樣,
如果太陽不見了。
我會哭,
我會叫,
但還是叫不回太陽。

葉菊蘭在他自焚後的記者會泣說:
「我非常非常愛鄭南榕,我更尊敬他。因為他愛的不是小小的一個太太,一個小孩,他愛的是全台灣,他愛的是台灣這塊土地的一千九百多萬的人民。他今天作為一個外省人的子弟,他為了爭取ㄊㄞˊㄨㄢ ㄉㄨˊㄌㄧˋ〔避免被降觸及率QQ〕,他為了爭取言論的自由,他犧牲了自己的……,他不看自己的太太,不看自己的小孩,他甚至不在乎他肉體的痛苦。」(紀錄片《牽阮的手》2:10:55-11:37)」

鄭南榕如何愛太太、愛女兒,請看胡慧玲這篇文章,已經放到「台灣放送」,連結在留言欄。我和慧玲說:這篇文章已經超越時間性。我如此相信。

太多印象深刻的段落,但這一段特別生龍活虎:

「前幾天,我和吳乃仁講話。他說了一句話,原句我已經忘了,大意是說,他從不鼓勵人家為兩千萬台灣人犧牲,因為他有時看到台灣人,只想一巴掌打下去,搞不清楚為什麼要為這種人犧牲。

其實我也是這麼想。如果我們曾經積極的做什麼,或乾淨的不做什麼,並不是念念不忘要為兩千萬台灣人犧牲奮鬥,而是為自己,為了自己的心安理得,為了自己晚上好睡一點,為了以後不遺憾。你做的種種,應該也是這樣吧。我早早放棄詮釋你生前死後的意義和影響,寧願認定你做這一切,都是為了你自己的信仰,或諸如此類很抽象很遙遠卻很不可或缺的東西。因為諸多台灣人的諸多模樣,也常令我忍不住想要一巴掌往他的腦袋瓜打下去呢。」

是的,我也想要一巴掌往他們的腦袋瓜打下去,但是,他/她們在「北京未開一槍」,就已經跪倒迎王師(阿,寫錯了,中師),甚至已經趴倒在城門口。你要「一巴掌往他的腦袋瓜打下去」,前提是對方還站立著。阿,人家已經跪倒或趴倒,請告訴我,是用手搧還是用腳踢比較順勢?

我一生沒搧過任何人的喙䫌或頭殼,生活中也沒見過(據說八點檔很多),用腳當然做不到,別人犯賤,我們不要跟,還是省省力氣,努力做我們必須做的事。

備戰才能止戰,我們不能導致我們的兒孫如同圖博(西藏)的年輕人,16歲都不到,只能以自焚來抗議暴政。而16歲,他那唯一一次的生命都還沒開始呢。當台灣人很辛苦,因此我們死後需要真正的安息,但如果那是我們留給島嶼兒孫的命運,真的會永不得安息。

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

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

今天是四二四紀念日,53年前的今天,黃文雄刺蔣未遂,被警察壓倒在地上,掙扎起身時,喊道: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

剛剛看到有臉友分享我去年寫的關於「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的「正解」,想說再放一遍。真的會忘記寫過什麼文章!看過的朋友不用再看,倒是「台灣放送」製作了一個專輯「回顧1970 424刺蔣案」,放首頁,有文章、影片、照片,以及新聞報導,可能是目前網站收羅最多資訊的。連結放留言欄

影片有紀錄片《刺蔣》導演典藏版,台大歷史系「史志」50周年直播影片等。

今早有朋友說,很久沒看到黃文雄先生了。特別貼出昨天和黃文雄先生的合照。右起:陳俊宏教授、何康美女士、黃文雄先生,以及我本人。背景有「70 424」字樣,格外有意思。

以下是2022/4/24的貼文,看過的真的不用再勞神,倒是請看「台灣放送」專輯你還沒看過的比較重要。

〈四二四 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

52年前的今天,1970年4月24日黃文雄在紐約廣場飯店(Plaza Hotel)行刺蔣經國,沒打中,被警察壓在地上時,喊道:「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

如果將來台灣能擺脫中華民國這個殼,那麼,這句話將永垂台灣歷史,永遠激勵島嶼的子子孫孫,挺直作人,不要作奴隸,不要接受任何形式的殖民統治。

以前有朋友問我是否應該是「Let me stand up like a man!」,也確實有報導這樣記載,這是英文的慣用法。這位朋友要我問黃文雄先生,我鄭重拿這個問題去問他。黃先生說,他確實講「like a Taiwanese!」,這是思考過的,他到美國求學時,正是全世界先進國家的六〇年代,當時學生運動如火如荼,許多新思潮影響年輕人,包括女性主義。受到女性主義洗禮的人會很注重用詞,不會講「like a man」。我想起我剛到美國時,已經是八〇年代,很少人講「chairman」,而是講「chairperson」,諸如此類的例子很多。

黃文雄先生是一位想很多的人,凡事總是一想再想。如果你有看蔡崇隆導演的《刺蔣》紀錄片,他在刺蔣前一個晚上想很多,包括萬一有記者會,他要講些什麼,若要喊口號,要如何排順序美國人才聽得懂……。當場他喊「Long live Formosa, long live Taiwan, down with Chiang Kai shek,”,先喊Formosa,是因為美國人比較知道Formosa,但又必須提同義詞Taiwan,最後才講打倒蔣介石。被警察壓在地上,不是事先想像得到的,但當事情發生,他脫口講出「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就是在這所有的思考裡面成其可能。

黃文雄先生真的想很多,那也不是刺蔣前夕的事,應該就是他的人格特質的一部分。如果你有看他那篇〈東犬島一九六三〉(部落格有此文),你就會知道他當兵時為了一個「可能」的危險,想非常多,而且還去落實。當然,用比喻來說,那也是戒嚴時期的一首悲歌──時代的悲歌,年輕人大概很難同感。我自認已經想很多了,和黃文雄先生相比,真的差太多。至少我們約好見面,我不會想太多而放他鴿子,他卻會想太多,然後打電話來說,因為怎樣怎樣這次無法赴約。哈哈!!

四二四不是黃文雄一個人的英雄事蹟,黃晴美、鄭自才、賴文雄都是讓這件事成為可能的台灣志士。四二四之後,有非常非常多的海外台灣人捐錢出力,當大家都是窮學生或剛開始工作時,竟然很快籌到鉅額保釋金。黃文雄、鄭自才棄保逃亡時,也有非常多的人協助,這些過去比較不為人看見,都應該成為我們集體記憶中的義士。

昨天在「臺灣與海洋亞洲」部落格放了黃文雄先生的〈一個建國工作的工作狂──悼念老友張維邦〉(連結放留言欄),寫於2002年12月16日。張維邦教授(1937-2002)是刺蔣案發生後就一直幫助黃文雄的人,他和王秋森教授提供了非常珍貴的精神和物質的資助。今天就貼出張維邦教授的照片來紀念四二四,並感念所有「後四二四」的協助者。

這張照片攝於瑞士Altdorf,背景的雕像是The Tell Monument,紀念William Tell,瑞士傳說中的14世紀英雄,一位反抗暴政的農人。(感謝張維邦夫人陳淑燕女士提供照片)

維基百科「四二四刺殺蔣經國案」的這一段後半敘述,完全錯誤:

「近中午時分,蔣經國的座車駛到廣場飯店參加美東工商協會的餐會,蔣經國在隨扈與美國警察的護衛下登上石階、走向飯店旋轉門門口。就在此時,當時為康乃爾大學博士生的黃文雄,突然從遊行隊伍跑出來衝向蔣經國,喊道:『我們是台灣,在這裡清算我們的血債冤讎!』」

黃文雄不在遊行隊伍中。他在飯店南邊的巷子和旅社亭仔脚南端交角,從妹妹黃晴美手中取得手槍,一個人繞過兩個blocks後,來到現場。詳細情況可看蔡崇隆導演的紀錄片《刺蔣》。(在「台灣放送」424專輯中!)

黃文雄先生很在意這段錯誤的敘述,擔心給錯誤訊息──要行刺,哪有一面高喊口號,一面往前衝的,不被警察當場擊斃才怪!但我不知道如何去修改,但願有年輕人研究一下實際的情況,上去修改。是所至祈,先謝了!(謝謝臉書河道上的朋友Peter H. Lin先生主動上去維基修改這段敘述,勞力!!)

Team Taiwan?50年前就Team Taiwan!結果呢?與「中華幫」大打出手!現在呢?

Team Taiwan?50年前就Team Taiwan!結果呢?與「中華幫」大打出手!現在呢?

1972夏天,台灣野球隊在美國賓州威廉波特,台灣獨立聯盟(WUFI)的盟員撐起「TEAM OF TAIWAN 台湾隊 加油」的橫幅立旗,引起黨國方不滿,當時訪問美國的台灣水兵和華僑青年聯手,和獨盟會員大打出手,兩邊揮舞棍棒,台灣同鄉這邊有27人,不少人被打得頭破血流,盟員許富淵昏迷送醫。這是超過50年前的事情了,要點是:KMT/ROC黨國不准你用「台灣隊」稱呼來自台灣的棒球隊。

反觀2021年東京奧運,台灣的媒體,除了民視之外,幾乎都用「中華隊」稱呼代表台灣出賽的奧運隊,社會「欣然接受」,但當「Chinese Taipei」被排在T行時,很多人卻高興得不得了,若不是社會本身具有分裂人格,很難解釋這個現象。今年在台中舉行世界棒球經典賽時,也只有民視全程稱「台灣隊」,其他媒體不是全程稱「中華隊」,就是交雜用。人們接受從政府到媒體整天自稱「中華隊、中華隊」,從來沒去想英文「Chinese Taipei」就是「中國台北」,難道還能有其他解釋嗎?

我之前有提出一個觀看台灣歷史的看法:

日本時代vs.戰後台灣=快速前進vs.停滯不前

阿,到今年8月,這場「Team Taiwan vs. Team China」就滿51年,你說:台灣前進到哪裡去了?半世紀了,還倒退耶。

請注意看照片:這些挺「台灣隊」的台灣人當時都是年輕人,但現在,「台灣隊」這邊已經很多人過世了,然後台灣還在「中華隊」、「中華隊」。

(照片到底輯自何書,一時找不到,查到後再補。)

彭明敏教授逝世周年紀念

彭明敏教授逝世周年紀念

去年的4月8日彭明敏教授辭世,這是去年此日的臉書貼文,再度貼出,表達追思之意。

敬悼彭明敏先生

彭明敏(1923-2022)先生過世了,很難過,不是因為有何私人接觸(緣淺,只見過一次),而是因為在戰後台灣史上,對黨外濟濟支持者而言,他是個巨大的象徵,他的離開,代表一個時代真的過去了。

昨天是鄭南榕自焚33(按,34)周年紀念,我沒有忘記,只是不想在眾多人歌頌「自由」的熱度上加上什麼的。三年前(按,2019/3/23)台大研協會舉辦鄭南榕紀念活動,在日本「櫻人劇團」演出之後,有短講,我受邀講話。會後,蔡易達先生告訴我,所有人的短講都只提「100%自由」,只有我有提鄭南榕主張台灣獨立。我強調言論自由和台灣獨立是他生命中兩個互相牽連的面相。簡單來講,就鄭南榕而言,言論自由是社會必要的框架,台灣獨立是他認為必要的內容。昨天,看臉書,好像鄭南榕也只被紀念一半。

如果,將來島嶼的子孫讀的戰後台灣史是站在台灣主體的立場來書寫的,那麼,他們都會熟知我們這幾個世代非常陌生的《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有多少人真正讀過呢?彭明敏教授和他的兩位學生謝聰敏、魏廷朝,都為這份無法發出去的宣言(被舉發!),付出慘重的代價。

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在1964年9月「出破」(台語)。它的主張,有些在1992年台灣自由民主化過程中實施了,但最核心的主張,58年了(按,59年了,明年就一甲子!),依然遙遙無期:1、一個中國、一個台灣。2、制訂新憲法。3、以自由世界的一分子重新加入聯合國。

在這裡,我將這份文獻放到這裡,就當作我對彭教授一個小小的紀念方式。也一起紀念謝聰敏、魏廷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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