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文章：〈戒嚴下平行世界的大學日常〉
這篇拙文繳交時（7/13），劉曉波一息尚存，當天晚上就傳來他過世的消息。
今天有兩件事，看了讓人想掉眼淚。
一、呂秋遠律師寫道：「民主不能當飯吃，但是可以讓你這碗飯，即使是粗茶淡飯，也能安心的吃。」（http://mobile.constitutiontw.org/archives/7264）
二、在印度一位19歲的圖博學生7/14自焚獲救，全身燒傷66％。從2009年2月27日起境內境外的圖博人計158人自焚，133人死亡。
分類: 白色恐怖 (第 11 / 14 頁)
解嚴
三十年前的今天，臺灣解嚴了。
我出生在戒嚴時代。吳濁流先生在《臺灣連翹》寫道：「這戒嚴令已經有二十五年，到如今猶未解除，想來是會繼續到光復大陸吧。」（語出生前不打算發表的篇章）我到1981年出國讀書時，也從沒想到臺灣有解除戒嚴令的一天。我想吳老先生更不會想到現在國共一家親吧──KMT對臺灣人民最大的背信行為。
在哀悼劉曉波和關心劉霞的時候，莫忘我們的基層人權工作者李明哲，和他堅定有原則的妻子李淨瑜。
四月的重要日子：4/4、4/7、4/17、4/24
今年10月Peter（黃文雄）就八十歲了，而當年他33歲未滿！
以下是去年的貼文，沒想到又是一樣忙碌，照引一遍：
今天是424，在戰後臺灣的歷史上，這是怎樣的一個日子呢？──47年前的今天。
（備課中，無法多寫，容我用下面的引文代替。不是要打書囉，雖有此嫌疑X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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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少年臺灣史》，頁233-234：
臺獨運動是二二八之後才發展起來的，主要在海外（日本、美國），但1960年代島內有越來越多的政治犯因臺獨案被捕、處刑。1970年2月泰源監獄發生臺獨武裝起義事件，領導者江炳興、鄭金河等五人慘遭酷刑後處決。4月蔣經國訪問美國，在紐約遭到臺灣留學生黃文雄、鄭自才刺殺未遂。如同左派政治犯被處決時會高喊口號，臺獨運動者被處決時也會高喊：「臺灣獨立萬歲！」陳智雄（1963）以及泰源事件被處決者都是這樣。黃文雄開槍後，被美國警察壓制在地上時，高喊：“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讓我像個臺灣人一樣地站起來）。這些訊息在當時都遭到封鎖，解嚴後才逐漸為人所知；如果當時一般人能夠知道，歷史的發展可能會很不一樣。在禁錮的時代，不管主張自決、自救，或獨立，手段或溫和或激烈，在在見證了臺灣公民為了公義，犧牲奮鬥的反抗精神。
臺灣留學生黃文雄（1937-）在暗殺蔣經國失敗後，和妹夫鄭自才一起被捕。旅美臺灣人為他兩人籌措二十萬美元的巨額保釋金，交保期間兩人決定棄保逃離美國。鄭自才後來被引渡回美，判刑五年，坐牢八個月後假釋；黃文雄則失去行蹤。在逃亡期間，黃文雄接觸到世界各地從事反抗運動的人士，深受非暴力主義的影響。1996年黃文雄偷渡回臺，其後致力於人權工作，持續關心社會議題，他以「全職公民」（full-time citizen）自勉，宣揚非暴力抗爭理念。和黃文雄有過直接接觸的人，通常會很驚訝這麼文靜靦覥的人，竟是1970年「四二四刺蔣案」的主角。
分享文章：高英傑，〈台中下行列車〉
沒有忘記今天是什麼日子。
六十三年前的4/17，鄒族高一生、湯守仁、方義仲、汪清山，以及泰雅族林瑞昌、高澤照，同時被處決。
經過嚴酷的偵訊和審判，原本這個案子只有兩個死刑，但在往上呈報後，最後變成六個死刑。
林瑞昌的長子林茂成、姪兒林昭光，高一生的長女高菊花，都已過世，而轉型型正義的真正落實，還遙遙無期。
12、3歲的人子，每天騎腳踏車到台中火車站，盼望能在南下列車中看到獲釋返家的父親……
「歷史很難！」（三）
貼出二篇「歷史很難！」小文，頗有些回饋。將來有可能陸續寫點我對歷史學的看法，和大家分享。
歷史確實很難，不過，也有它的優勢，有時比我們了解周邊正在發生的事情更容易。首先，研究過去，必須窮盡史料，如果有檔案就要看檔案，有還能訪談的就要訪談，那是一個「鳥瞰」式的全觀點，有時也能自由地揭開重重密幕，看到事情背後的操手──抓到藏鏡人（們），釐清事件的來龍去脈，得到一個比較全面和接近真相的理解。反觀處在事件中的當代人，其實是沒有這種優勢的。
歷史研究者可以「閒閒地」翻看檔案，將「過往事件」的參與者脈絡化，比如為何A（A們）要這樣講，為何B（B們）有這樣的大動作，C（C們）是公報私仇等等，然後在一片刀光劍影中有人借力使力、借刀殺人；這些當代人不是一定看不出來，在網路發達的時代只要上網搜尋，大概就可以了解個大概，至少表面那一層。但是，大家士農工商，各忙各的，只能從主流媒體吸收（或被餵養）消息，即使有人知道真實情況，也沒有管道講出來，而且很多事情在「當下」講出來是有顧忌或要挨告的。在這裡，我們看到「大眾vs.小眾」的問題，很小很小的小眾知道真相，但只要能影響很大很大的大眾，就能顛倒黑白，混淆是非。
然後，post-事件的歷史研究者的您，「閒閒地」在紛雜的檔案中，發現真實比虛構更離奇複雜，並「抓到」背後的操控之手；你也有機會訪問當時知悉內情的人，他們當時無法講，「事過境遷」已無大礙。於是，您拍案大呼：哇賽，竟然是這麼一回事！然後，您覺得很奇怪，事情這麼大條為何事件當時的人都毫無所覺？然後，細心如您去翻閱當時的報導，發現是有幾則小小消息有暗示到，但實在太小則了，淹沒在排山倒海的反向訊息中，怪不得沒人注意。當然，當年的小眾是有人明白的，只是小眾畢竟就是小眾。
您將這些資料整理好，也許寫一篇擲地有聲的論文，也許是一本容易讀、好讀的小書。您的讀者看得很痛快，拍案叫絕，原來當年的事件是這麼一回事！但往事已成灰，若有死人，人也死了，然後，大家各自士農工商去，在自己所身處的時空中繼續在迷霧中行進，以為很知道自己的時代。
所以，歷史確實很難，但了解當代未必比較容易。
「歷史很難！」（續．補）
4/6那天晚上貼出第二篇「歷史很難！」，頗有些迴響。不過，神話畢竟已經深入人心，很難打破。剛剛看到《自由時報》的新聞〈師大附中學生掛布條抗議 校方報警引爭議〉，又搬出傅斯年神話，該報導附有如下的說明：
四六事件……時任台大校長傅斯年對當局不經法律程序逕行進入台大校園內逮捕師生高度不滿，親自找國民黨最高當局交涉，要求逮捕台大師生必須經過校長批准。他甚至警告彭孟緝：「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傅斯年極力保全涉案學生；少數遭逮捕的學生如顏世鴻等，傅斯年也要求軍警不得上手銬，並保留他們學籍，希望他們將來有機會復學。因此台大在四六事件中受創較輕。
（連結：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030642）
四六事件軍警進到台大逮捕學生是事先取得傅斯年校長的同意（見上貼）。他有可能在四月五日那天晚上因為要求不能在校園流血，而和彭孟緝有那番對話。但這無法取代傅校長同意軍警進到校園逮捕學生的事實。
張光直先生（1931-2001）是著名考古學家，曾任教於耶魯大學和哈佛大學，後回台灣擔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他在自傳《蕃薯人的故事：張光直早年生活的回憶及四六事件入獄記》，這樣回憶四六事件：
我和申德建同時被關進一個拘留所的籠子裏，……裏面已經有五、六個人先我們而到。後來知道都是台大學生。……聽他們說，這天（四月六日）清晨夜未央時，台大和師大的學生被警備司令部逮捕。台大是按名單一個一個抓的，師大沒有名單，所以整個宿舍的人全被捉，共三百餘人。在師大有些抵抗，流了點血，所以凡是台大的學生都相信學校（校長傅斯年）與警備司令部合作，供給他們名單和宿舍地址；而師大（校長謝東閔）未與合作，所以警備司令部不知道要捉的人住在那裡，便一網打盡，然後慢慢調查留人。……（見附圖）
張光直當時是建國中學高三學生，他被關押了一年多。他所傳述的是歷史現場當事人（們）的「認知」，和現在的神話版差很大。
我的貼文不在於評論傅斯年的功過，只是希望不要再神化他了。傅斯年在二十世紀前半的中國之框架中，是站在自由派這邊。作為歷史學者，他也有因民族情緒過於高張而犯下歷史學的大錯，貽笑大方過。傅斯年的霸氣，在學界很有名，他有足以和統治者之軍警頭頭拍桌子的分量；如果他曾霸氣地向彭孟緝說：「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也不足為奇。他在台大師生陸續被捕後，也有盡量給予幫助。但這一切的一切，都無法說：傅斯年校長拒絕軍警進入學校。反而，四六事件軍警進到台大抓人，是他事先支持並同意的。
（圖片輯自上貼留言欄，謝謝拍攝者同意使用。）
今天是「四六事件」六十八週年紀念日。
這是台大和師院（現台師大）學生受到軍警整肅的事件，起因於1949年3月20日臺灣省師範學院兩位學生「單車雙載」遭警察拘捕而引發學生不滿。事件經過就不多說，在這裡想說的是，歷史很難，到現在只要校園自由遭到威脅，大家都會搬出台大校長傅斯年來，說他當年警告當局：「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記得三一八時，台大傅鐘掛有這樣的橫幅，好像還有傅校長的照片。
繼續閱讀「歷史很難！」
上過我的課，或和我比較有接觸的同學，常聽到我講這句話。最近有位年輕朋友，因為目睹某些事情「內vs.外」的反差，不禁說：對老師的一句話：「研究歷史真的很難」，隨著年紀增加，越來越有體會。
我不是理論型的人，雖然也看理論的書；我也常說：研究歷史，思考非常重要───有個意象浮現出來：我一個人走在荒原中，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一直思考困擾我的歷史問題，直到被地平線吞沒。
我的歷史研究和對歷史的思考，基本上都是從具體的人/事/物出發。我常覺得人世有些真實情境，比虛構還震撼人心（例如霧社事件的一些「情節」）。而且，因為我關心反抗和白色恐怖等議題，對於「人」的處境特別有感覺。人的情境，不是「論述」所能講到變成抽象的存在的，我們看歷史一定要了解：「我們若拿一片刀片往人的皮膚劃下去，是會流血的。」論說再華麗都無法讓血不流出。
當代也是，當很多人在亂丟石頭時，不要忘記，被丟到的人是會受傷的，可能就會死掉。然後，如果他罪不及死，甚至是被污衊的呢？而一切損害已造成，丟石頭的人早就散了，再去丟下一場。
台灣要成作正常國家，也要成作有正能量的社會，不是一個充斥毀滅力的社會。沒有國的人，更不能「亡社會」。
228七十週年紀念日與林家嬤孫受難三十七週年紀念日
228七十週年紀念日
and
林家嬤孫受難三十七週年紀念日
台語的thiàⁿ（疼、痛）是疼痛，也是疼惜的意思，後者轉譯為華語就是愛。我們以會「疼」的肉體和心靈承受「痛」，才能同感他人的「痛」，於是產生愛。在愛中，我們看見希望。
上週六（11/19）晚上和玉山社魏淑貞、蔡明雲兩位女士，以及家妹到西門紅樓聆聽Sisters音樂會，度過一個精彩、美好、溫馨的晚上。
三姊妹的小妹高蕾雅充當主持人（或串場XD），講話很有趣，可愛至極，令人難忘。二姐高雅眉歌聲真好，她自稱是專業家庭主婦，先生黑澤大介，是特別來賓＋吉他手。大姊高慧君，不用多介紹啊，她很有社會關懷，也是行動者。在她美麗的容顏上，我看到嚴肅和堅毅。她演唱了自己創作的歌曲和一首反戰歌，唱出內心深處的關懷和祈願。
當然最感人的是三姊妹合唱阿公高一生寫給阿嬤的〈長春花〉。這個演唱會是三姊妹唱給生病的父親聽的，選取祖父的這一溫柔、充滿情意的小曲，可以說是很適合的。雖然，在另外的場合，我會想聽到〈春之佐保姬〉和〈杜鵑山〉，後一首最好日語和鄒語都唱，鄒語版可以唱得很磅礡悲壯。或許，期待會再有個「高一生紀念音樂會」，然後三姊妹可以合唱其中的幾首。
Sisters音樂會，就像唱給家人聽的，非常溫暖、可親。進場時看到嚴禁攝影的牌子，想說就是這樣啊，音樂會本來就不能攝影的。沒想到蕾雅小姐一開始就說完全開放攝影，還不忘幽默地叮嚀：不過，要拍得美美的喔。我錄下了〈長春花〉這段演出，也徵得同意（謝謝蕾雅小姐！），放到這裡和臉友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