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文章：〈死亡的月份過了嗎？……以及一些思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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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就是六四了，沒有忘記，沒時間寫點什麼的，倒是有些零星的思絮。

好友說：過去香港紀念六四是最盛大的，但現在香港年輕世代和學生不再參與六四紀念活動，老民主派很難過，但也很能了解香港年輕人對中國的強烈疏離。簡單來說，對年輕人來說，我們香港被中國壓迫得都快沒了，還關心你們的民主運動？

我想起，約八、九年前，因為沒寫日記，年份不復記憶，但大約是我來台大專任後不久。當時得知台大有個六四座談會之類的活動，在某個教室，我就找我的兩位學妹，一位當時已在教書，一位還在讀博士（現也已出業教冊了），一起去參加。參加六四紀念活動，在我不是什麼特別的事情，記得自由廣場也去過幾次。

那天參加的人實在有點少，主持人或與談人記得有徐斯儉先生。聽眾中有一位來自中國和六四有關的女士說，看到台大這麼少人關心六四，她很失望，講了一些指責的話。有位台大女同學聽了，有點委屈，起來講話，大意是：我們連自己的歷史都不清楚，連二二八、白色恐怖有哪些人受害都不清楚，為什麼要要求我們一定要關心六四、紀念六四？後來也有一位香港學生講了很多話，內容不記得，只記得頗為激動。

那大約是八、九年前的事了。其實到現在，我們的年輕人對戰後台灣歷史整體來說也不怎麼清楚，那位女學生當時會有這樣的回應和困惑，是有道理的。

我沒有忘記六四，也很清楚那是別的國家的事情，就如同我不會忘記圖博人的奮鬥，每一個增加的自焚數字都讓我很心痛。為什麼會這樣呢？三十好幾年前，我到美國耶魯大學唸書，知道有個大學部學生的組織和AI（Amnesty International，國際特赦組織）有關，我去了幾次，有一次是討論台灣的案例，看著一群年輕的美國男女學生認真在討論如何救援他們「認養」的一位台灣良心犯，內心相當激動。他們用拼音姓名稱呼他，就算用漢字寫出來，我想，在台灣誰會知道呢？誰又會去關心呢？這件事給我很大的衝擊。外人對政治犯的救援，有時確實會起很大的作用。幾年前，被關32年的前政治犯朱煒煌先生就告訴我：若不是國際特赦組織（AI）極力救援，他和其他被判無期徒刑的政治犯就會死在綠島的監獄中──他一直以為自己就會死在那裡。不少人被放出來時已經精神失常了。

我們必須讓年輕人更有機會了解我們的過去（吾輩的重責，唉），對於六四和其他國家的苦難，我們該採取怎樣的態度呢？值得思考。我認為，當我們對自己土地上的傷痛真能感同身受時，應該更能同理同情他國類似的苦痛。

在此連結四年前（！）寫的文章〈死亡的月份過了嗎？……以及一些思絮〉，算是不知如何紀念的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