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 白色恐怖 (第 10 / 14 頁)

《暴風雨下的中師：臺中師範學校師生政治受難紀實》新書發表會

今天到台中教育大學參加《暴風雨下的中師：臺中師範學校師生政治受難紀實》一書的新書發表會。

這是陳彥斌主編、台中市政府文化局發行的書，非常值得看（不是因為我有寫一篇高菊花女士的文章XD）。

臺灣歷史不是「遺忘與記憶」的問題，如果根本不知道，哪來遺忘？

陳彥斌主編在序文中寫道：

中師在二二八事件中，是「反國民政府的大本營」。中師在白色恐怖時期，是「受害的重災區」。這兩段早期流傳甚廣的話語，在我們著手調查、口訪、研究、整理、解密檔案下，得到了充分的證實！

序文指出：台中師範在二二八事件中，中師學生至少成立了兩支武裝隊伍。事件後，很多學生沒再回來學校，推測大都可能在事件中死亡、失蹤、逃亡；戒嚴時期，中師師生，從死刑、坐牢到受監控，有超過113位以上的中師校友受害。所以稱中師「受害重災區」不為過。

昨天我讀了關於中師原住民學生的受政治迫害的文章，一篇專寫邱致明，另一篇寫八位原住民學生：廖義溪、王阿繁、黃春成、高澤清、高阿明、李義平、曾金樟、葉榮光、邱致明、邱致智。（族名恕略；兩篇作者都是蔡宏明先生。）

讀後很難過。邱致明是極端聰明的青年，大概就是因為娶了高澤照的女兒（高澤照和高一生同案，同日被處決），並且還兩度出來選舉（你哪位？），所以被誣陷，關了五年。五年在白恐算是「很輕的」，但出獄後，人生的路也都被堵死了，慘在後頭。幸好他和妻子高白蘭感情很好，沒像一些人出獄後家庭破碎。

除了邱致明、王阿繁，我曾聽過名字外，其他都是第一次才知道，而我還是關心白色恐怖的台灣史學者啊！台灣史，很多不是「遺忘與記憶」的問題，而是我們從沒知道過，要遺忘都沒資格呢！

在轉型正義受到舊黨國勢力大反撲的此刻，在一些年輕學子連四年前的「三一八」都不清楚的此刻（直播影片有留言：哪個學院的院長？），感覺這樣一本書能夠出版，是很難得、很重要的。

謹向面冊的朋友鄭重推薦此書。

分享文章：〈張美惠：從臺北帝大過渡到臺大的傳奇及其變調〉

您聽過張美惠嗎？

她是臺北帝國大學「唯三」的臺灣女學生之一，也是臺灣大學文學院第一屆唯一的畢業生，本系（歷史學系）第一個畢業生。

她懂：英文、荷蘭文、西班牙文、法文、中文，日語和臺語就不用說了。

她畢業後在臺大史學系擔任助教，後來升任講師，很有機會成為「女曹永和」的她，後來呢？……

這篇小文〈張美惠：從臺北帝大過渡到臺大的傳奇及其變調〉是我今年的一篇論文的副產品，貼出來和想知道臺北帝大・臺大歷史的朋友分享。

我的論文是〈〈臺北帝國大學南洋史學講座．專攻及其戰後遺緒（1928-1960）〉，《臺大歷史學報》61期（2018年6月，其實10月才出刊）。等幾個小地方修訂後，再將連結貼到臉書。

每一篇文章的完成，都是靠很多人幫忙。在此特別要感謝賴永祥先生，身為後輩的我能獲得長輩的大力協助，感動之餘還是感動。另外，三十多年的友人川村節夫先生和曾秋香女士在日語方面的指教，也是銘感於心。人生走到這裡，最感念的是長輩的提攜和朋友的扶持，以及年輕人還理你（哈哈）。

文章連結：〈張美惠：從臺北帝大過渡到臺大的傳奇及其變調〉

分享文章：〈優雅內面的創傷──素描高菊花女士〉

高菊花這篇文章非常難寫，感覺是寫過的非學術文章中最難寫的。

為什麼呢？主要是高女士已過世，也沒有太多新材料。要寫一個人，我連她生命史的時間軸都無法建立，比如，她的兩個兒子和丈夫何時過世，這麼基本的日期都無法知道。原因也很可憐，高女士幾乎是家破人亡，丈夫和二個兒子早早意外死亡，女兒遠嫁，唯一在台灣的兒子無法聯絡。撰寫期間，我問過高英傑老師，他也無能為力。歷史上，失敗者沒歷史；人世間，家破人亡者怎會有個人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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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文章：〈戒嚴下平行世界的大學日常〉

（文有點長＆圖文不符，phái-sè）

選後第一個晚上：一夜數醒。

第二個晚上：仍然一夜數醒，決定與其睡睡醒醒，不如起來工作，於是起個大早，比平常早非常多。

原諒我不直接講感受，而講點小小的回憶。

許世賢博士是戰後嘉義的民主鬥士，有一次她要選縣長來大林鎮拜會地方人士，許博士和當時的志士們標榜「無黨無派」，家父是青年黨員，在地方上算是異議者。印象很深刻的是，她自己一個人走進來我家，應該是搭公路局車子來的。她穿著套裝，也就是西裝外套和裙子一個顏色，當時職業婦女很少，很特別。她沒有助理，就一個人來。我家是日本宿舍，她站在木條緣側，和家父談了一下話，然後告辭，若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繼續「跑行程」。我的大哥應該是「許粉」，開票時，他帶我們圍著收音機聽開票，當時買/做票很嚴重，嘉義市的票先開，很不錯，大哥很高興，但開到鄉鎮時，就越開越少。大哥越來越失望，唉聲連連。許世賢選兩次縣長都落選。近幾年來，我才聽說整個嘉義中學的男生幾乎都是「許粉」（不知是否有所誇張），我讀女中，那個時代女生一般對政治避之唯恐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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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拉庫斯回憶》及一些思絮

日前有一位兄長輩的親戚突然打電話來，失聯很久，以前也沒私下聯絡過。他說平常有在觀察我的動態，這次會打電話來好像是因為看了我的序文，替《拉拉庫斯回憶》（高英傑著，玉山社）寫的。他也是嘉義人，大概因此特別有感吧。他問了一些台灣史的問題，要我給他一份簡單的參考資料，我想沒有一篇文章可以回答他的問題，因此提到《少年台灣史》，我說：那本書大概能回答你提的問題，雖然是寫給青少年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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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文章：史志：台大歷史系學生會學術部，〈毋免驚咱款款行 ──牽阮的手放映會暨映後座談紀錄〉

紀錄片《牽阮的手》是教戰後台灣史很好的補充教材，透過田朝明醫師的一生，同學可以深切感受到戰後台灣民主運動的脈動和血淚，這是靠講義和「空嘴嚼舌」（台語）的講授所無法獲致的。可惜影片很長，2小時20分，很難在2小時（實際100分）的課上放映，只能擷取一部分，實在可惜。這次能在臺大文學院演講廳完整放映，映後又有顏蘭權導演、田孟淑女士（田媽嗎），以及田秋菫委員的座談會，實在令人興奮。相信參加的同學和來賓會留下深刻的印象才是，十八、九歲的同學，在我們都不在人間的二、三十年後，說不定還會記得這個晚上的笑聲和淚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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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文章：卜大中，〈孤狗人生（24）：余紀忠先生是自由主義者嗎？〉

假新聞不是今天才開始。

某年某月某日，我在中研院台史所研究室工作，有位學生兼助理，匆忙跑過來，還在喘氣中，報知「一代報人」余紀忠過世。他是想來和我分享一個重大訊息，那時候沒有臉書喔，Google也才剛開始，新聞的傳遞有時差。我應該沒怎麼吭聲，他或許注意到，或許沒注意到，這位好意和我分享「即時新聞」的年輕人，現在已在大學教書了。或許他至今仍認為余紀忠是「一代報人」吧？黨國時代，掌握新聞管道及其帶來的龐大資源和利益的人，不就掌握「世論」嗎？更何況現在媒體界、文化界，甚至學術界，居於領導地位的人很多都曾受他培植（若陳寅恪來說，會說「豢養」吧？），他們口中、心中的「余老」當然是「一代報人」囉。只是我這從小看《徵信報》長大的，非常非常不以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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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生、家父和那被迫沈默的時代 ──在追思中思考我們的歷史命題（修訂版）

昨天（8/18）參加高英傑先生大作《拉拉庫斯回憶》新書發表會，地點在國家人權博物館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格外有意義；位置偏遠，聽眾卻非常多，令人感動。玉山社請我擔任引言，為此找出這篇舊文，已經是十年前的東西了，代表曾有的發心，過去十年從基隆到屏東、兩趟綠島，恐怕做了二十場以上的白色恐怖和轉型正義的演講。 昨天第一次感覺無法再這樣講下去了，有身心俱疲之感。或許，必須思考下一階段還能做些什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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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高一生得以回到杜鵑山

希望多一些人知道高一生，知道島嶼的歷史。

作為台灣史研究者，我能做的，是不是已經「盡磅」（台語）了？

文章連結：玉山社2018 08 09 臉書網誌

分享文章：〈曾待定義的我的三十一歲、尚待定義的臺灣〉

林欣曄引的文字（見上則動態分享）出自2009年8月5日發表於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網頁上的文章〈曾待定義的我的三十一歲、尚待定義的臺灣〉，時間過得真快，已經是將近九年前的事情了。

臺大研協會和學生會，以及濟濟的師生，為了陳文成紀念碑/廣場，奮鬥了好幾年。

2011年起學生自治團體開始舉辦陳文成紀念晚會，今年是第八次，我參加了六次，這次人不在臺灣，無法參加，但在天之涯、水之畔，仍然心繫著晚會。但願，廣場的藝術設置能早日完成。

文章連結：〈曾待定義的我的三十一歲、尚待定義的臺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