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看香港，無時不想著台灣（文頗長，歹勢）
12/10是美麗島事件40周年紀念，先前家博（Jeffrey Bruce Jacobs）教授過世，我在臉書都沒貼任何連結或小文。好像只關心香港？
不是的。一個以研究/書寫台灣歷史為職志的人，當他注目香港時，其實他的mind & heart都在和香港對話，香港的一切，無時無刻不引發對台灣的過去、現在、未來的記憶、省思和向望。
那些喬裝、那些栽贓，不也見於美麗島事件？二二八不也很多浮屍？但我實在不想輕率做比較，最近忙到快累垮，沒有時間好好清理自己的感受和看法。我更不想輕易「預言」，當抗爭方（尤其青少年）正用鮮血和生命在奮戰，我憑什麼給出「預言」？定人輸贏？何況我也深信：不是因為有希望而堅持，是因為堅持而有希望。我的若干對台灣的向望，此生是看不到的。
12/10，早上起床發現臉書洗版，原來大家在搶購40周年版《美麗島雜誌》。後來也有面冊ê朋友在臉書寫美麗島事件或林家血案帶來的政治啟蒙。我無法寫，因為我實在想不起是在哪個時刻「覺醒」。只記得小時候，每到選舉，就會和巷子裡最好的玩伴「絕交」，不講話。
這位玩伴，和我同年，我們那時候，白天就是一群小孩在外面玩阿玩的，玩到黃昏，有人來喊，才各自回家吃飯。當時每個家庭小孩最少四個，不缺玩伴，因此會特地和同年齡的要好。我跟她真的很要好，但一到選舉就吵架。我們住在小學的老師宿舍，日本時代的平房建築（很道地，不要想騙我到「日本式」的咖啡館），她的媽媽是外省老師，爸爸是軍人，不常回家。省籍在當時是「制度」，不要說我分裂族群，我們都知道誰是本省人，誰是外省人。然後有一位住斜對面的外省女老師寫黑函檢舉我爸爸，說他朝會時從不開口唱國歌。我們看到她還是要點頭致意的。
關於選舉，我印象很深的是，許世賢在選縣長時，來過我家拜會我父親。她一個人來，穿著套裝，那時候職業婦女很少，套裝很少見。沒有助理作陪喔。
開票時，家大哥帶我們圍著收音機聽選舉報導。嘉義市開票比較快，許世賢當然贏，但越到後來，越鄉村，就一路輸。我至今還記得大哥越來越慘澹而縮小的臉。當時買票、做票是「常識」，多數開票所設在小學教室。所以我對小學校長一向印象不好。在美國，有華人教授聽到某人是台灣小學校長的兒子，就很稱讚，認為是出身良好的教育家庭，其實我暗自懷疑他家的清白。這筆爛帳不知如何清理？
我大約高中時，有人好意借家父一卷錄音帶，是康寧祥在台北市競選的政見發表錄音。當時社會普遍貧窮，要借人錄音帶，還要連同錄音機一起借給呢。所以家父就用一併借來的錄音機放來聽。康寧祥的政見發表，給我很大的衝擊。一是他的台語，那麼有魅力，雅俚並存，既高尚又給人親近之感。另一是，他用沙啞的聲音吶喊「人民的血汗錢哪裡去？」讓我一生對納稅人的錢特別有感。
再寫下去，沒完沒了。回到香港的議題。從六月到現在，我非常佩服香港的媒體人（記者＆攝影師），他們衝到最前線，吃子彈、給打爆頭、吃胡椒霧，就是要紀錄下當下what happened。我也很佩服那些隨時「影」（拍攝）警察暴力的「路人」。我常在想，如果二二八和白色恐怖時期，我們有自己的記者，一切會很不一樣吧？
今天，二二八事件似乎就只有一開始公賣局臺北分局前和臺北火車站前的照片，以及幾乎半世紀後才「出土」的陳澄波、吳鴻麒照片。中間一片空白。
不要忘記：1947年3月8日中華民國國軍一上岸，軍隊抵達臺北後，最先做的就是搗毀五家民營報紙，幾天內，本地新聞界人士被捕殺、逃亡一空。其後，關於事件的報導，就只剩下官方的聲音了。
如果，如果，當時我們有衝在前線的記者，替我們拍下軍警的殘暴，以及人民的抗爭和犧牲……。如果，如果，我們看得到湯德章殉難前鮮血噴滿地、卻傲立不動的英姿……。如果，如果，我們看得到馬場町一個一個倒地的年輕生命……。如果，如果，當時的台灣人讀得到高一生給妻子、施水環給媽媽的信。如果，如果，我們聽得到陳智雄在生命盡頭對國人的呼聲……。那麼，台灣會很不一樣吧？半世紀、七十年後，沒有人記得他們，即使記得，也很模糊。他們聲音再也聽不真切，甚至聽唔。
我想像，如果圖博人有自己的記者，如果維吾爾族有自己的媒體，一切會很不一樣吧？
如果，如果，白恐時期，我們的人也會集結在監獄外唱歌給獄中人聽，就算裡面的人聽不到，一切會很不一樣吧？
原諒我只能一直「如果，如果」。
明後天國史館舉辦「臺灣歷史上的選舉」學術討論會。我就貼三張照片呼應一下。
照片一是郭雨新先生選舉官司敗訴後的合影，幸好姚嘉文律師想到替大家拍照，可惜他不在裡頭。印象最深刻的是，大家花很多時間和氣力到場聆聽判決，結果法官什麼都不聽，拿起法槌一敲，就結束了，感覺就是「電光石火」。當時印象深刻極了，至今我屬於不信任法官的八成民調中的一員。
照片二、三是周清玉女士（姚嘉文律師的夫人）競選傳單，我和陳弱水一起合作寫成的。美麗島事件、林家血案、代夫出征，都是無法切割的一段歷史，它更無法與前面的黨外運動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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